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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可以观看 　　1834年左右，摄影术的出现可以说大大改变了人们看历史的方式，对人类心理的变化影响也很大。我们以前只能通过镜子看到自己，但是没办法留存。我们能看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前辈、过去。以前，历史在书里、在画里，但总觉得不够直观。但是现在有了照片，它所定格的，是非常全息和直观的。既有对历史温情的理解，又有深沉的反思。 　　摆拍下的真实 　　摄影术对历史叙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对过去的具象表现，就开始在这里。 　　比如有一张20世纪初烟台祖孙三代的合影（图1）。这张照片是典型的摆拍了。人物面前的茶几，明显是经过导演的摆布，放上了煤油灯、闹钟、水烟袋、紫砂壶，还有一对青花小碗。想来，全部值钱的家当，都放上来了吧。其实，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多世纪再回来看这照片，你就会感谢精心的“摆布者”，正是他的导演，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世纪以前烟台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细节。而社会民俗专家，还从案几上的煤油灯看到了更多，他们看到了当时美孚石油公司为了倾销自己的新式煤油灯，在中国大力推广照明。 　　这张照片也让我们反思，是不是摆拍都是不好的？在后来的新闻摄影史中，似乎都比较排斥摆拍，觉得不够自然、有失真实。这让我想起了苏珊·桑塔格说的那句话：“所有的照片，都会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有意味和感人。”在以前，相机是稀罕玩意儿，拍一张照可是不容易的，“意念在前”，宣传性和事先设定是必要的，可不得摆弄摆弄嘛。改革开放以后，新闻界就对此有了很大反思，其实也与技术的进步有关系。 　　如果说第一张照片是刻意布置，那么下一张，就是不自觉、不经意之间，留住了非常丰富的信息。这张照片（图2）是1962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的合影。 　　拍这张照片，主要是拍人。但就在按下快门、定格下来的照片里，信息太多。比如，当时的政府机构是比较精简的，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全乡镇）只有13名干部（当然可能有一些干部没出席，但总体不会超过二十几名）；还有他们的办公场所很简陋、房屋基本破败了，窗格上贴的窗纸都是旧的。当时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院子里还可以看见种着蔬菜，可见工作之余，干部们还要开荒种地来贴补生计。看这些干部，普遍比较瘦，似乎还面有菜色，而且年龄差不多都在二三十岁之间。而且，他们身后还有个标语，“税收抓漏洞”，就知道在困难时期，经济凋敝，但抓税收还是没有放松。还有，照片的题款，“芋县白乐公社全体干卩合影”有两个简化字，“芋”其实是“蔚”，“卩”其实是“部”，可以看出，简化汉字，还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 　　一张照片的信息，很难用话语穷尽。一张新发现的照片，可能会对我们过去的成见造成冲击，甚至改写历史。 　　摄影里的“全息” 　　全息就是说，每一个部分都是整体的缩影，隐藏着一些信息。有时候一幅照片就像一个切片，它的信息远超过你的想象。 　　接下来的这张照片（图3），是1956年1月，上海召开了工商界家属的代表会，聆听有关领导宣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与会者的穿着是很“旧时代”的，保持着民国时代的打扮。衣着还不错，有种雍容华贵的感觉。照片当时是要发表的，看她们手拍动的瞬间，应该是抓拍的。她们在拍手——要不然记者也不会拍这个瞬间——但是，看到没有？她们的表情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欣喜和自然的拍手，而是写满了茫然和忐忑。这张照片，就定格了上海这座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经济制度转换之际的种种。看着这张照片，我们不仅可以回到那个公私合营的历史现场，似乎还窥探了与会者的内心世界。经过摄影的定格，她们复杂的感受、隐秘的内心，都得以展现。 　　新华社当时发表这张照片的用意，应该是想要有意抓取与会者家属们鼓掌瞬间，但是毕竟镜头的选择是有限的，在抓取鼓掌的同时，也不得不如实记录下现场和掌声相伴的其他要素，就有了这张五味陈杂的定格。 　　摄影术诞生以前，绘画可以还原一个景象，但是不管绘画多么真实，画家难免会有所取舍。摄影师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景框，选择拍什么、不拍什么；但是一旦按下了快门，一个景象就被无遗漏地全记录下来，超过拍摄者的想象。这样的“全息”性，往往就和摄影者本身意图相悖。你有的时候希望触动一个人的点，观众们偏偏被其他看似毫不起眼的要素触动了神经、引发了思维，而对你希望他看到的，熟视无睹。 　　法国的天才艺术家罗兰·巴特曾说，那些好的照片，都有一个令人心悸的“刺点”。刺点，还会在不同的照片里各有不同。有的时候是一条腰带，有的时候是一双皮鞋，有的时候是某个小男孩的一口坏牙，有的时候是一条夯实的土路。在巴特看来，照片存在刺点，不是摄影者能够摆布的，也不能证明摄影者技艺高超，它仅仅表明，摄影师刚好正在那个地方。 　　巴特还说，摄影不是艺术，是魔鬼。摄影有很多超出人们驾驭的部分。我想，巴特的意思是说，摄影里有太多摄影师表现出来的出人意料而不被驾驭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