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的源流.pdfVIP

近代以来 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源流 — 以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为视点 赵 晶* 日本当下的中国法制史研究，隶属于东洋法制史[1]这一科 目之下，而更上一级的学 科则是法制史。这种类似于科层制的学科门类体系，自然是 日本近代化的产物，一如中国 自“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2] 其实，在日本近代化之前，与中国古代法制相关的研究业已积累深厚，成果宏富，如荻 生徂徕的《明律国字解》、高濑喜朴的大（（明律例释义》等有关明代 “律学”研究的作品，又 如近卫家熙的《大唐六典》校订、伏原贤通的《和汉官职抄》、伊藤东涯 《唐官钞》《制度通》 等。[3]这一脉络下的学者被称为日本传统的汉学家，如作为日本汉学一支的儒学派下有 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之分，而古学派下又有素行学、古义学、复古学三支，荻生徂徕 便是复古学的代表人物。[4] 与这些熟稔 《唐律疏议》《唐六典》等汉籍的汉学家不同，在享保时期，有关法制史研 究的另一脉络是精通 《令集解》《令义解》《政事要略》等日本典籍并致力于 日本律令解释 的国学者。[5]由于日本在“中古时代”的推古天皇朝开始继受中国隋唐盛世的法制体系， 所以研究日本律令的国学者，大多会追本溯源，征诸隋唐母法，如进行 日唐律令的比较以 推明中国之于日本的影响，以及 日本本诸彼国固有习惯、风俗而作出的创造性发明，尤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的撰写，受到2010年12月18日藤田大诚先生于日本法制史学会近畿* 部会第415回例会上所作“近代国学与日本法制史”的主题报告的启发，蒙徐世虹、黄正建、高明士先生拨冗评 阅、富谷至先生多所鼓励 ，一并致谢 ﹗ [1]东洋法制史的研究多以中国及与中国交涉甚深的蒙古、朝鲜、安南等东亚国家为对象，而对东南亚及印度的研 究则相对较少。参见仁井田陞：“東洋法史学の諸問题— その反省と 题”，幼方直吉、福岛正夫编：《中国の 伝統と革命：仁井田陞集》(1)，平凡社1974年版，第3页；冈野诚：“日本之中国法史研究现况”，载台湾中国法 制史学会主编：法《制史研究》2000年创刊号，第294页。 [2]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3]如池田温先生追溯日本唐令复原的历史，便溯源至近卫家熙与伊藤东涯。参见池田温：“唐令と日本令 一（）”， 载 創《価大学人文論集》(7),1995年，第146页。 [4] 参见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5]泷川政次郎、小林宏、利光三津夫：“律令研究史”，载[日本]《法制史研究》第（15号）,1965年，第153页。 是后者更为日本学者所孜孜以求。[6]因此，即便是国学者，在与唐代律令相关的研究上 也颇多心得，如在荻生惣七校订物观本 《唐律疏议》的同时，被称为国学 “四大家”之一的 荷田春满也开始了《唐律疏议》的校订，只是因前者先行完成并进献幕府而中途罢废，令 人扼腕。[7] 明治维新之后，有关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在成果上有近藤圭造 清《律译解》(1876年） 等延续传统的著述可为代表；在学术力量储备上，则由于担心洋学大举涌入之后，传统的 汉学、国学不彰，所以在加藤弘之的建议之下，东京大学文学部于1881年特设了日后成为 造就日本近代汉学、国学大师温床的 “古典讲习科”。其中担当 “法制”科 目讲师的则是一 举奠定明治以后律令研究基础的佐藤诚实，而以后担当京都帝国大学 “法制史”讲座的池 边义象便是毕业于是科。[8]除此之外，1880年以前，东京大学法学专业的第四年课程中 一直设有支“那法律要领 唐（律、明律、清律）”。[9]从1881年的教师列表上可见，后文将 涉及的宫崎道三郎，作为助教授所担当的课业是和汉法律史编辑；而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国 史科的课程中有 “支那历史及法制”，汉学科则开设 “支那法制史”一课。从当时的教师列 表中可见，教授岛田重礼、讲师南摩纲纪除承担诸如经学、支那历史、支那哲学、汉文学之 外，还有支“那古代法制”一项。[10] 正是基于这样源远流长的学术传承，脱胎 自旧有的国学、汉学传统，并辅以西方流行 的科学方法，[11]使得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蔚然大观。也正是由于“法制史”兼 顾法律与历史两个学科，故而从 日本移植西方近代学科门类体系之初，便在上述文学、法 学两个学部中皆体现了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