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研究-段德智-中国人的丧葬观和祭祀观》.doc

《中国人的丧葬观和祭祀观》 作者：段德智 从前面的分析看来，死亡问题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一是从自然主义的维度看死亡，二是从人本主义的维度看死亡。如果从自然主义的维度看死亡，则死亡即是一种自然事件和一种短暂的生命活动（仅仅在新陈代谢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为一种贯穿人一生的活动，而这同我们谈论的死亡问题似乎关系不甚密切）；而如果从人本主义的维度看死亡，则死亡即是一种贯穿我们一生的生命活动，海德格尔所谓“此在是一种向死而在”，所谓“刚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即是谓此。这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人是可以充分享受“死的自由”的，而在前面一种情况下，人的死亡虽然从总体上讲是一个必然性问题，但是即便如此，人也还是可以通过自杀实现“死的自由”的。 然而，对死人的丧葬和祭祀，虽然死者在生前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安排，但是，这样一类事情无论如何是要通过“他人”的自由选择实现出来的，因而总体上是一个同死者的自由无关的问题，是一类由他人处理和实施出来的事情。尽管如此，一个民族的丧葬观和祭祀观却是一个同它的死亡观紧密相关的问题。一个民族对死亡的哲学领悟和宗教领悟始终构成它的丧葬观和祭祀观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而一个民族的丧葬观和祭祀观也始终是它的死亡观的生动体现。鉴此，在我们对死亡作出初步的哲学和宗教学考察之后，进一步考察一下丧葬观和祭祀观，就是一件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事情了。由于篇幅所限，在本文中，我们将只讨论我们中国人的丧葬观和祭祀观。 一、丧葬与亲情：“丧致乎哀而止” 在初有人类的时候，似乎并不存在什么丧葬问题。“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孟子在《腾文公章句上》提出的这个假说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但这样一来，也就提出了一个丧葬的起源问题。 丧葬的起源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人类何以会关心尸体和安葬尸体的问题，一个生者对死者的情感问题。对此，西方学者卡西尔曾经非常理智地指出：“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葬礼都有共同点。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是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之一。人对尸体的第一个反应本应是让它丢在那里并且十分惊恐地逃开。但是这样的反应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能见到。它很快就被相反的态度所取代：希望能保留或恢复死者的灵魂。人种学的材料向我们揭示了这两种冲动之间的斗争。” 与卡西尔不同，孟子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则根本避开了对死亡的恐惧问题，把它直接归因于“亲情”，归因于“孝子仁人”的“恻隐之心”或“不忍之心”。他指出：在生者将死者“委之于壑”之后，“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腾文公章句上》）应当指出，孟子在丧葬起源问题上如此强调“亲情”的决定性作用，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由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宗法性质决定的，是由中国特别讲血缘关系、讲“爱有差等”这一点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丧葬问题上便特别强调一个“哀”字。《论语?子张》中讲“祭思敬，丧思哀”，显然是把“哀”理解为丧葬的一项根本原则。 孔子在《论语》中曾反复强调这个“哀”字。 《八佾》中有“丧，与其易也，宁戚”的话，宣布不是铺张而是哀戚才是丧礼的根本；还有“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的话，认为不以悲哀的心境为父母办丧事，是让人看不下去的。 《子张》中除“丧思哀”外，还有“丧致乎哀而止”的话，显然是进而把“哀”看作丧礼的最高原则了。 对于儒家宣扬的丧葬行为中的悲哀情感原则，现代学者胡适曾从宗教情感的角度提出过批评，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指儒家）在丧葬活动中，“只是在那里唱戏做戏”，“这里面往往没有一点真的宗教感情。”即便是“气度最可爱的孔子”，也“只是体恤生人的情绪，而不是平常人心目中的宗教态度”。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丧葬之礼实在不能有多大的宗教情绪。”应当说，胡适的这个批评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毕竟是言之太过了。 诚然，中国古代思想家之倡导丧葬活动中的悲哀情感原则，肯定有别的考虑，但是毕竟还是同中国的传统宗教情感有某种关联。这首先是因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并不是把家庭或家族理解为一个孤立的社会单位，而是把它理解为宇宙和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的环节。 《大学》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易传》讲：“天地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又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序卦》） 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古代思想家是从宇宙发生学的角度来审视夫妇和家庭问题的，是赋予夫妇和家庭以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