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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角度下农民观与文学修养研讨 广大农民的麻木愚昧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也是国家与民族的不幸。如果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觉醒，而要去追求社会革命的光明前景，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革命发动起来，也许都无法取得预期的目标，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悲剧结局———要么是阿Q式的革命，要么像《风波》的隐喻叙事一样，革命的果实反而被地主等权贵阶级所摘取，要么像《药》的隐喻叙事一样，革命不但最终未能拯救农民，革命者反而让被拯救者所吃掉，被拯救者的麻木不仁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反革命的帮凶。因而，在广大作家看来，在那个时代，农民最为核心的问题还不是贫困与健康的问题，而是他们能否觉醒、如何觉醒的问题，亦即思想与精神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最为有效的办法无非是思想启蒙运动，这也是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最为重要的原因。在左翼文学的乡土叙事中，农民常常处在尖锐的阶级矛盾之中，甚至也面临着惨烈的民族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与教育下，他们开始觉醒并走向反抗，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值得依赖的人群之一。对他们来讲，反抗与革命不仅仅是理想信念问题，也是生存的需要。如茅盾的《子夜》中双桥镇的农民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奋起反抗。双桥镇农民的集体斗争不仅使资本家吴荪甫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重大损失，也打破了吴荪甫三年来苦心经营的王国美梦。《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丰收成灾的悲惨故事，告诉人们，农民日子过得好还是不好，不仅仅取决于收成的好坏，还取决于是否存在阶级压迫及其程度的大小。 因此，在阶级压迫依然沉重的情况下，农民真正的出路，还要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叶紫的《丰收》、《电网外》、《山村一夜》都是以大革命前后的湖南农村为背景，表现农民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从觉醒到反抗的过程。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通过对农村妇女春宝娘形象的刻画，从反面说明了没有反抗意识的农民是难以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尊严的。洪深的剧作《农村三部曲》以江南农村为背景，在表现广大农民不幸遭遇的同时，也展示了他们从不幸中觉醒，并走向自发反抗的历程。艾青诗歌《中国农村底故事》与《大堰河》唱出了特定时代里中国农民的愤懑情绪，为1930年代的诗坛带来了抗争气息。“九一八”事变之后，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白朗、罗烽、李辉英等东北作家还在国破家亡的沉痛体验中，书写了东北人民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就出现了一群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农民战士形象。 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战士陈三弟、崔长胜，还是作为这支队伍中层指挥员的铁鹰队长，都是农民出身。他们不但英勇善战、斗志坚强，而且还是抗日队伍的中坚力量。铁鹰队长率领队伍伏击了日军运送给养的火车，夺得了大批火药，敌军闻讯袭击了革命军的根据地，大肆抢掠，进行围剿。在此期间，革命军一边发动农民群众参军参战，一边决定撤退，留下知识分子出身的带兵人萧明保护伤员，但萧明此时正与女秘书安娜恋爱，斗志涣散。在关键时刻，还是陈三弟挺身而出，带领留守部队掩护并转移了伤员。这一构思不但凸现了农民的觉醒、成长及其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带有一点知识分子改造的意味。《八月的乡村》虽然描写的只是北方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一个侧面，但它却代表着当时全中国抗日军民的精神风貌。萧红在《生死场》中，也写了东北三省人民的觉醒。另外，萧军的《第三代》、萧红的《呼兰河传》、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骆宾基的《幼年》、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罗烽的《呼兰河边》等作品也真实地再现了东北人民的悲惨命运及其被异族统治的痛苦与对之反抗的怒火。这些作品既属于左翼文学的范畴，也被称之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在“东北作家群”的乡土小说中，“抗日话语及其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其乡土叙事的显性层面”，“阶级话语成其为乡土叙事的左翼标识”。 1930年代，除左翼作家之外，还有许多作家也以不同的视角表达了他们对农民的关注。老舍的《骆驼祥子》讲述了进城农民祥子的悲惨遭遇，曹禺的《原野》讲述了民国初年一个农民复仇者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都揭示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总之，在尖锐的阶级矛盾与冲突中，1930年代的乡土叙事揭示了充满阶级仇恨的农民从觉醒走向自觉反抗是历史的必然。1940年代，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乡土叙事中，农民既面临着民族矛盾，也面临着阶级矛盾，他们是真切感受到国恨家仇滋味的群体，也是抗战的中坚力量之一。老舍的《四世同堂》在卢沟桥事变的背景下，讲述了北平沦陷后，畸形世态中，北京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虽然《四世同堂》主要写的是抗战背景下的北平市民社会，但作者的文笔也触及乡村。国难当头，普通农民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拒绝使用伪币。丘东平的《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以“八一三”淞沪抗战为背景，表现了农民出身的抗日军官和士兵的爱国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同时也揭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