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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整合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观与和谐社会的法治观相对立 儒家学说主张人治，把政治看成是统治者个人品德的扩大，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孔子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集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于一身，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统治者与法之间，以统治者为先。这一思想经过后世的继承和发展，成为正统的法律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人们还习惯于以政策代替法律，甚至政策超越法律；在国家管理中，人们仍习惯于听从上级的命令，而不对命令的合法性进行判断，长官的命令事实上往往高于法律的规定；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按习惯办事，按乡规民俗办事，按族长意志办事，而不是按法律办事，一些偏远地区、落后地区甚至成为了法律的盲区，这些都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相对立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议”、“官当”和“准五服以治罪”等等级制度，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忽视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直至今天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造成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阻碍了法治建设。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融合 虽然我们认为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与构建和谐社会并不相容，但决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传统。这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虽然已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但其中的某些内容则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观念。“中庸”即“用中”，即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是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状态。“中”又与“和”有密切关系，“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在倡导和谐的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传统法律文化也构建和谐社会有若干相通之处： 1、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夏商时代的统治者视天命为权力的来源，周的统治者认识到民众对于维持政权的重要性，在总结商亡的教训时要国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儒家“仁学”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法律文化的民本理论的定型。“民本”思想强调人的极端重要性，《荀子》中记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认为人民力量、人心向背对国家统治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统治者，特别是君主要“爱人”、“为政以德”，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民是国家之本，民心向背是国家和君主的安危之所系。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强调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不是一个游离于人之外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以人作为主体参与其间并决定其进程的历史过程。人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其建设成果的享受者，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立法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必须保证人民群众真正能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2、强调法律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传统法律思想认为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强调应注重道德教化，孟子就曾经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注重道德教化，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明德慎罚”后来被儒家发展成为“德主刑辅“的思想。儒家主张“重教化，省刑罚”，认为只有在道德教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时，才采用刑罚手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当重视法律在调解纠纷、形成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形成秩序的社会规范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社会规范合力作用的结果。儒家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主张，实际上揭示了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从而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这一主张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要实现依法治国，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