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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框架下风险规制的合法性裁量 龚向前 摘 要 从现有裁决来看，WTO在审查各成员风险规制的合法性时，既确立了采取风险防范措施的权利， 也将科学标准及相关程序要求置于优先地位。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欧美司法机构虽然适当地顺从规制机构在面 临科学不确定性时采取的行动，但其仍然严格地审查风险规制的科学依据及相关程序。实际上，WTO有关SPS 风险规制的裁决在诸多方面相通于欧美相关司法审查的法理。在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下，坚持科学标准优先的原 则无疑十分重要。我国应对贸易壁垒和规制风险时，均应注重科学基础和完善相关制度。 关键词 WTO；风险规制；科学标准；SPS 作者龚向前，法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引 言 依据传统的法治原理，卫生与环境规制应基于 “科学”和 “理性”，依据法律监管那些有害性 明确的特定物质或行为。然而，众所周知，当今人类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致病物质、转基因食品 乃至生物恐怖主义，似乎处处都存在着潜在的、但不确定的危险。显然，风险并不表明损害的实际 发生，而是存在不确定性。为此，多数发达国家逐步将对确定损害的管理转移到对潜在风险的规 制，“以在有害性被证明之前不限制该物质使用为内容的自由主义法治原则，转向以安全性被证明 之前限制使用有潜在危害性物质为内容的预防原则”。[1]简言之，从损害补救变为风险防范。现在， 由专门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已成为各国卫生与环境规制中的常见程序。[2]通过表明如何减轻损害并 增加收益，风险评估提供了一种应对各类不确定性的制度性手段。“因为它提供了辨别非理性焦虑、 虚假信息或不完整知识的方法，表明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可能采取理性决策。”[3] 与此相对应，WTO 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适用协定》 简（称SPS协定）规定，成员方在卫生 与环境领域可采取风险规制措施，但应遵循若干原则。[4]问题在于，在面临关于风险可接受性与科 [日]黑川哲志：环《境行政的法理与方法》，肖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卫生与环境法令大量增加。尽管在卫生与环境机构与[2]制度的设置上有所不同，如 欧盟设立 “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则有环境保护署 E（PA)与职业安全与卫生署 O（SHA)。与此同时，法院监管政府机构规制行 动的法理也不断丰富和发展。 AlexiaHerwig,W“hithe[3]rscienceinWTOdisputesettlement?”,21Leide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2008)，pp.823-846. 包括 “依据科学准则”、“基于风险评估”、“国内规章一致性”、“最小限制贸易”、“依据国际标准”、“同等对待”[4]、“程序 合法性”、禁“止各国间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透明度”等原则。 学不确定性的争议时，各国法律规制模式开始发生了转变。相应地，在国际层面是否应顺从各国的 风险规制，或基于新兴的风险预防原则 p（recautionaryprinciple）行事？[5]近年来，关于WTO框架下 风险规制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了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热点。例如，最近接二连三提出的禽产品争 端，均涉及到：在面临科学不确定性的争议时，WTO应严守科学标准还是顺从成员方的风险规制 措施？[6]无疑，在风险社会背景下，WTO应对于风险规制采取何种立场，不仅关乎 “贸易与健康” 的平衡，也涉及到 “法律与科学”、“风险与理性”等法理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二、WTO将科学标准置于优先地位 一（）充分的、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 纵观SPS协定全文，它不再局限于GATT框架下的非歧视原则，其核心要求是：成员方应为其 规制措施提供科学证据。例如第2.2条规定， “各成员方应确保任何SPS措施的实施，不得超过为 保护人和动植物生命健康所必需的程度，并依据科学准则，除第5.7条规定之外，如无充分的科学 证据则不再实施”。这样规定的优势主要在于，使各成员的风险规制更加透明、负责和审慎。在 水“果品种测试案”中，上诉机构将该条款解释为 “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与科学证据之间的一种 合理的或客观的联系。”专家小组与上诉机构均得出结论说，日本不能提出科学依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