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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课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1912—1937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好景不长。日伪政权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的沉重压迫，使民族工业在困境中发展艰难。 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 民国建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市场经济比较活跃，进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民国的建立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激发了他们振兴实业的热情。政府实行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民国政府倡导使用国货。1914年，农工商部向各省发出长篇通饬，提出欧战正是“工商业发达之转机”，公布《维持工厂办法大纲七条》，规定糖类、棉毛织物等数十种制造厂家，均在维持之列。此后，农工商部又多次发出训令，要求所有公共机关的日用消耗品一律专购国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对华商品输出减少，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也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1915年，日本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的大规模运动。1918年，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再次激起了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中，罢工、罢市、拒绝买卖日货的斗争此起彼伏，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纺织业、面粉业和卷烟业等轻工业迅速发展。重工业和新兴的民族工业——化学工业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范旭东被称为中国化学工业的代表人物。 范旭东先后在塘沽创办了久大盐业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1917年永利兴办之时，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的经理当着范旭东的面说：“碱对贵国确实重要，只可惜办早了一点，就条件来说，再候30年不晚。”面对这种奚落，范旭东的回答是，“恨不早办30年，好在事在人为，今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后来，当永利建成并成功出碱之时，卜内门公司又跑来要求“合作”，范旭东则坚持公司章程，“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将卜内门拒于永利大门之外，打破了卜内门独霸中国碱业市场的企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基本实现全国统一。国民政府得到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如扶植民间轻工业、统一货币、关税自主等，使民族工业在十年间得到了更快发展。 1928—1937年，中国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到8％以上，1936年，工业产值达到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些轻工业如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钟表业、水泥和化工制造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些轻工业领域中，属于民营工业的工厂企业居多。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立的荣氏企业渡过了1922—1924年由于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导致的亏损难关。1932年，其所属的面粉、纺织各厂大多盈利。 “面粉大王”、 “棉纱大王”的桂冠又戴到了荣氏兄弟头上。 侵华日军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占大片中国国土。日本侵略军强行劫夺中国的工厂、矿山，许多没来得及撤退出沦陷区的民营企业都被日军以“军事需要”为名霸占。日军还把沦陷区变成服务于侵略战争的军事和工业基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工业。1940年10月，日本内阁通过《国土计划设定纲勤，提出所谓“适地适产主义”。具体地说，它就是在日本本土着重发展军事工业、机械工业和精密工业；在中国东北由伪满洲国着重发展电气工业、矿业、部分机械工业和轻工业；在华北着重开发矿业、盐业；在华中则容许存在一些轻工业。“适地适产主义”意在将沦陷区经济完全纳入日本的战时经济体系之中。 经济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目的。日本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与控制主要是采取“军事管理”、“委托经营”等方式。 1942—1944年，日本从华北各煤矿掠走近2000万吨煤；1938—1945年，日本从当涂、大冶等铁矿掠走1670万吨矿石，从长芦盐区掠走粗盐7600万担。战前，全中国华商纱厂共94家，其中有61家在沦陷区，被日本侵略者以“委托经营”方式掠夺去的达54家，占沦陷区内华商纱厂的89％。 日本还控制和垄断了沦陷区的金融和内外贸易，对各类物资实行严格管制。 物资管制制度便于日伪政权以低价收购的方式进行物资掠夺，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 在上海，钢铁、猪鬃、桐油、棉花、生丝等物资在市区移动须经批准；3码(1码 =0.9144米)以上的丝棉毛织物、0.5千克以上的糖或盐，由上海外运须经许可；2千克以上的米面、5千克以上的豆类、20个以上的蛋、0.5千克以上的茶叶由外地运入上海也须经许可。 日本还在沦陷区掠夺大量劳动力，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