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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教的逻辑结构和定义 张荣明 有国家通常就有国家宗教。所谓国家宗教，是以特定的政治理念或政治信仰为核心，以特定的政治典礼为表现形式，以全体国民为教团成员，以国家行政组织为宗教组织，以特定的国家道德为宗教道德，以特定的历史文献为经典的文化形态。本文的旨趣，是以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国家宗教作出宏观的理论上的概述，并形成初步的定义。 作者张荣明，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对中国古代国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从汉代开始儒学走向了官学化、国教化的道路。有人认为从西汉前期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也有人认为其形成于西汉末年的谶纬思潮时期。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任继愈教授在80年代初则提出：“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拜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到了80年代后期，有学者正式提出“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而所谓儒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有学者提出“宗法性传统宗教”概念，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被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这种宗教“就是宗教性传统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过分地依赖于国家政权和各阶层的族权，自身在组织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也没有教徒与非教徒的界限”。进而，宗法性传统宗教又被指认为“正统国家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是我国夏、商、周三代创立、至明清绵延不绝的正统国家宗教。它有一套完整的宗教理论和礼仪体系。”李申教授发展了儒教宗教说，认为“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并把儒教的形成确定在汉武帝时期。任继愈教授也进一步明确地说：“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 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国家宗教作了探讨，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本文的旨趣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抽象出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逻辑结构，并形成我对中国古代国教的初步定义。 1.国家信仰 对于追求理性的人类来说，任何存在于世间的事物都应该得到解释，都应该归属于终极存在。没有终极存在，具体事物也就失去了终极合理性或终极意义。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既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演进。无论人们是为国家的存在而引吭高歌，还是对国家的存在深恶痛绝，都不会改变国家的性质，更不会改变国家的存在。从主流看，国家具有积极的政治功能。这一功能在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化解冲突，维护秩序，为社会整体服务。国家这一功能的削弱和丧失，也就意味着特定国家的沦落甚至覆亡。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社会中存在冲突，要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就需要社会各阶层的整合。整合方式有二：一是物质关系的整合，一是精神关系的整合。就精神整合而言，它是政治价值的社会认同过程。 政治价值认同是一种思想运动，最终结果是形成政治信念。当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某种社会行为是对的，某种社会行为是错的，表明该社会已然有了特定的政治道德观，而政治道德又依赖于终极政治价值观的支持。政治价值观反映了对特定政治状况和政治结构的认同。人们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通常不是独立思考之后的结果，更多地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社会下层民众来说尤其如此。在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政治价值观不完全相同，但在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方面却大体一致。如同人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眠一样，缺乏特定的政治价值观，一个人就难以容身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政治价值观是一种“思想锁定”，它要求并限制人们依照一定的规则去做，却不要求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样做。政治价值观是政治信念或政治信仰，而信仰是无条件的认同。因而从一个角度看，信仰是一种宗教精神，而不是理性精神。理性面前无“定论”，而信仰的本质属性是预设“定论”。思想的僵化既是社会稳定的功臣，也是社会迟滞不前的罪魁祸首。任何一种政治价值观都是人为设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当它被社会中大多数成员认同并固化之后，便被视为“理性”。这种“理性”却不容讨论，在理论上是“盲点”，被确定为“纲常”和“基本原则”。这显然是逻辑上的悖论。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前一个历史时代中被奉为“理性”的信念，在后一个历史时代又往往被视为“非理”和愚昧，被拒斥和否定。人类政治精神的演进就是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过程，从粗陋走向精致。人类对政治文明的敏锐洞察力就在这一精致过程中钝化了。事实表明，生活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有局限性。这是一种“井蛙效应”。当蛙从原来所处的井中超越出来的时候，它才会蓦然发现，原来的井实际上是它认识世界的牢笼。宗教精神正是思想的牢笼。当我们作出这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