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发生的“引发式”解释及其价值的研究.docVIP

犯罪发生的“引发式”解释及其价值 　　一、罪因论的进化：从主、客观主义到一体化主张 　　关于犯罪原因的解释在犯罪学理论中是最丰富的，或许也是把握难度最大的问题。 　　在犯罪主观主义者看来，犯罪人犯罪源于其自身的理性选择。较早明确提出犯罪人犯罪源于理性选择的学者当属贝卡利亚。他认为，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刑法不可能改变这种本性。只能利用这种本性阻止犯罪的发生。因此，他指出：促使我们追求安乐的力量类似重心力，它仅仅受限于它所遇到的阻力。这种力量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的混合;如果它们互相冲突、互相侵犯，那么被称之为“政治约束”的刑法就出来阻止恶果的产生，但它并不消灭冲突的原因，因为它是人的不可分割的感觉。(注：[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费尔巴哈也认为犯罪是犯罪人理性的选择，同时犯罪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强制说”。边沁进一步认为，犯罪人是为了追求财富之乐、技能之乐、和睦之乐、权势之乐、想象之乐、作恶之乐等，逃避匮乏之苦、感官之苦、棘手之苦、敌意之苦、虔诚之苦等而犯罪的。(注：[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目录。)无论是贝卡利亚，还是费尔巴哈、边沁，他们都将犯罪人犯罪的原因归于犯罪人的主观选择。 　　与犯罪的主观主义者对犯罪原因的看法不同，在犯罪的客观主义学者看来，犯罪人犯罪的原因有其不可抗拒的一面。犯罪人类学派认为，犯罪人犯罪具有生物决定性。例如，天生犯罪人犯罪就是其生物性决定的。犯罪社会学派则认为，社会原因是犯罪人犯罪的重要原因。李斯特曾提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注：林纪东：《刑事政策学》，台湾国立编译馆1969年版，第24页。)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则认为社会交往与经济因素对犯罪人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他特别分析了群体、家庭、教育、工作与工业、贫穷或富裕等对人犯罪的影响。(注：Tarde Gabriel，Penal Philosophy，Translated by Rapelje Howell，Boston：Litter Brown company 1912;reprintd by Patterson Smith，1968.)现代犯罪社会理论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犯罪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萨瑟兰以犯罪人与他人交往为切入点，提出了差别交往论，差别交往论的基本命题是认为犯罪是与他人交往，通过学习而得来;默顿在研究了制度与人实现个人目标的关系时，注意到，当人们用制度手段实现目标时，就不会采取越轨手段去实现目标，当人们用制度手段不能实现目标时，就会产生紧张，人们缓解紧张的方式有遵从(conformity)、创新(innovation)、仪式主义(ritualism)、逃避主义(retreatism)、造反(rebellion)等;赛林、科恩等学者从广义的文化着眼，认为不同文化的冲突、不法青少年所形成的亚文化等，是使人犯罪的重要原因;贝克尔(Howard Saul Becker)发现，人们对某种行为的反应比这种行为本身还重要，甚至在某人并没有进行某种行为的情况下，别人认为这个人进行了这种行为，也会迫使这个人对别人的反应产生认同，接着产生别人所标定(labelling)的行为。这就是贝克尔的标定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标定是产生犯罪的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上述两种观点的倾向性是不同的，前者强调人犯罪的意志自由，后者突出人犯罪的外在原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两种观点都有相当的合理性：行为人犯罪有其主观决意的一面，因此即使是今天仍有很多人赞同乃至积极完善犯罪主观主义中的犯罪原因论，认为犯罪人犯罪是经过认真权衡的。20世纪60年代当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出现后，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 Becker)在1968年发表的题为《犯罪与刑罚：经济学的探讨》的论文中认为，犯罪人与一般人并没什么区别，只是因为他们从成本——收益的分析中发现犯罪预期收益要大于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es)，因而实施犯罪行为。我国也有人持同样的看法，认为犯罪是犯罪人经过决策后实行的：当预期刑罚成本高于预期犯罪的“效益”时，犯罪人将不会实施犯罪;当预期刑罚成本低于预期犯罪的“效益”时，犯罪人将可能实施犯罪;当预期刑罚成本等于预期犯罪的“效益”时，由于犯罪人是理性人，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值，其必然选择最佳机会，以实现犯罪效益的最大值，这个最佳的犯罪机会就是当犯罪的边际成本等于犯罪的边际效益时。(注：陈正云：《刑法的经济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291页。)同样，认为行为人犯罪有其社会、生物上的原因的看法也有其深刻的根据。让我们从犯罪主观主义的角度看犯罪客观主义对犯罪原因解释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