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闽台商贸文化.docVIP

人类学视野下闽台商贸文化 的互动与变异 翁珠琴 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现象几乎与人类历史同步产生，按照荷兰人类学家皮尔森的观点，“文化”这个词，意指一个某种实体，这种实体更多具有了动词的含义，意指一个过程。因此人类产生后，所进行的劳动、交换、分配等一切实践活动都是文化产生的根源。人类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文化的创造。商贸作为人类社会特定群体的活动，它的每个行为都蕴含着特定时期社会成员的文化心态，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所说:“文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不是僵化地单指某种实体，而是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作为与行动，是不同文化主体不断相互互动、背离的过程。这表现在闽台商贸文化上犹为明显。 闽台商贸文化的互动 互动(interaction)，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动是事物联系的基本方式之一，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互动实际上是人的互动。因此，闽台商贸文化的互动，实际上是作为文化主体的商贸人员的互动，闽台商贸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两岸各种不同商贸主体、现象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促进这些主体、现象作用的因素，即是人类学上所谓的环境。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即“环境决定论”，认为文化形式的外观及进化，主要是由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海峡两岸商贸文化上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两岸商贸文化主体在一定环境里面的商业信仰、商业思想、商业习俗等方面上的交流与沟通。 1、闽台商业神灵信仰的互动 闽台商贸文化的互动，首先表现在两岸商贸主体在世界观（信仰）上的互动。这个互动的形成前提是二者之间神鬼信仰上的相似性。闽台商业信仰的相似推动了商贸文化的互动。在商业神灵信仰上，两岸主要有:关公信仰、土地公信仰、妈祖信仰等。 郑成功统治台湾前，已有大量大陆民众迁居台湾，移民将自己在家乡的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带到台湾，形成了台湾和福建在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郑氏政权统治台湾后所采取的对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保护和鼓励政策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以关帝为例，台湾自从郑成功统治时代起，便开始有人奉祀“关圣帝君”。现今在台南的关帝庙，就是当时延平郡王郑成功所建造的。关公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在中国历史上，关公不仅被民间尊奉为“关帝”，而且被16位皇帝御旨加封，与孔夫子并称为“文武二圣”。华夏子孙崇尚关公匡扶正义的品格，各处修庙祭祀，至今香火不断。传说，关公在生前即善于理财，且长于算数记帐，曾经发明簿纪法、日清簿等簿记，内中设有“原”、“收”、“出”、“存”四项，条理分明，被后代奉为会计专家，成为商人所敬奉的财神。关帝作为商业财神的信仰在大陆形成后传入台湾，并在台湾形成本土化的关帝信仰文化。台湾有专门祭拜关公的庙宇3000余座，加上其他供有关帝神像的庙宇多达14000多座。台南武庙，明代万历年间始建，系台湾“祀典武庙”，现为台湾16处一级古迹之一。关庙的建筑，彩塑、碑刻、石雕、木雕、铸造艺术、书法、诗词、楹联等形成了本身的关公文化。?台湾人口2300万，竟有关圣信徒1000多万。关公文化、关公情结，已成为联结海峡两岸的一种精神纽带。在台湾祭奉关公之风同祖国大陆一脉相承。 闽台在商贸领域信仰的一致性，包括关公信仰、土地公信仰、妈祖信仰等，都促进了闽台的商贸文化往来，商贸文化的交往加强了两岸商贸活动，有利于闽台商贸上的优势互补。 2、闽台商贸文化之民俗的互通 台湾人口主要来自闽、粤两地，其中又以闽人居多。而闽人的商业活动主体的习俗又常以冒险、拼搏、好斗的创业精神为特别突出，这些习俗就影响了台湾的商贸民俗文化。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由于为官府所不允许，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许多闽南人不得不移居台湾和海外谋生。以后那些迫于生计漂洋过海的闽人，在异国他乡大多白手起家， 从小本生意做起，积累经验和经济资本，然后随着事业的成功慢慢地融入到当地社会中。从这个意义上看，闽台社会商人的创业精神，也源自于福建本土特别是闽南本土人的移民性格。形成了闽台商人共有的崇商务实、冒险、自信、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闽台商贸文化在民俗上的互通实际上是二者互动的结果，这种互通同时又促进了二者互动。文化上的互动促进了两岸的商贸交流活动，在新时期形成了人本、诚信、创新的商贸文化的互动发展。 3、语言相通对闽台商贸文化互动的促进 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也是社会文化活动的媒介，闽台文化交流的一个共同基础就是语言相通，具体表现就是方言相通。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地域变体，福建人民在长期移民台湾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生活在闽台两地人民所共同创造的以闽台方言为主要载体的区域语言文化。语言的相通性为两岸的商贸活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