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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尚】这不是赤裸，是唤醒记者◎何潇 贝蒂娜·瑞姆斯开始获得国际名声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距离她正式拿起照相机不过短短的几年。1981年，她的第一个摄影系列——即她提及的那个“脱衣舞女系列”在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展出，大获成功，这是她一系列国际展览的开端。1999年，瑞姆斯与作家塞尔日·布朗利（Serge Bramly）合作，拍摄了其里程碑式作品——《I.N.R.I》。在这部摄影集中，贝蒂娜以照片为语言，重述了一个充满现代寓意的耶稣故事。 “我很幸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名了。当然我也有过沮丧的时候，但并没有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刻。幸运一直陪伴着我。西方人有一句形容好运的话，叫‘敲木头’，我一直在敲木头。”在开始摄影的第二年，贝蒂娜遇到了职业生涯的重要人物——摄影大师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纽顿在后来成了贝蒂娜的导师。“这是我生命早期重要的‘遇见’。生命是关于‘遇见’的，它由各种际遇组成。”贝蒂娜·瑞姆斯说。曾经有人用“以男性的视角来观察女性”来评论瑞姆斯的作品，或许因为她照片中体现出来的感官神秘性，影像里充满了弦外之音——在观看者的眼中，照片中的女人是态度亲密的，但一旦靠近，却又能看到她们的拒绝。这种暧昧的拉锯战在其于1990到1992年拍摄的《Chambre Close》摄影集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女性一直是我的题材。许多人认为我拍摄的是女性裸体，但其实不是这样。我拍的不是裸体，是她们内在的东西。这些东西比赤裸的身体更裸露——我看到了她们的内心世界。”贝蒂娜·瑞姆斯说，“我拍过许多人，有名人，也有普通人。裸露的身体并不是我的目的。人们在脱掉衣服——那些名牌外套、昂贵鞋子的时候，也脱掉了一些社会性的东西，她们摒弃了自己的社会角色。这让她们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不是赤裸，这是唤醒。这只是一种方式，让这些女人进入我的梦境和幻想，成为我摄影故事里的主角。” 2002年，贝蒂娜·瑞姆斯做了一件颇为重要的事，在后来她称之为“疯狂。”她给整个团队买了机票，飞到上海，在南京路的海豚宾馆住下，开始拍摄。这一待就是一年。“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多么富裕的摄影师，只有纽约的摄影师才富裕。当然，机票还是能支付的。”贝蒂娜·瑞姆斯笑着告诉我，“我在1985年来过一次上海，与辛迪·克劳馥一起。那是第一次有超模来上海，那时的浦东都是农田，但我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城市，并对自己说要再回来。后来我读了棉棉的《糖》，这让我有些思考：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变里，女人们在经历什么，又怎么来面对这种改变？我总是关心‘瞬间’，关心某个特定时刻里人们的转变。于是我决定来到上海，拍摄上海的女人。” 她遇到的困难可以想见，首先是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最大的困难还是技术上的——光线的问题。“上海是个灰色的城市。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些女人打光，用给西方女人拍摄的方式行不通，上海女人的皮肤、眼睛的颜色都与她们不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上，但一旦解决，旅程变得不可思议。”在这趟不可思议的旅程里，贝蒂娜拍摄了200多个女性。有政府官员、舞蹈家、演员、模特，也有各种漂在上海的人。这些女性的面孔被贝蒂娜收在同一个镜头下，出版在名为《上海》的影集里。“我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拍摄其他城市了。我不是一个拍摄城市的摄影师。”贝蒂娜·瑞姆斯说，“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它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我与它有一种微妙的感性联系，这样的东西无法复制。”■（《这不是赤裸，是唤醒》全文摘录） 无聊的消亡（《三联生活周刊》P148-P149）薛巍 无聊的四种类型科恩说：“过去，人们谈论无聊时就好像是在谈论一种东西、一种物理的对象，而不是一种情绪。它降临到你身上，你避开它，逃离它，或者你驱散它，就像它是一团雾。这并非易事，有时无聊太浓厚了，太沉了。长途旅行时被困在汽车后座，在飞机上没有书或杂志可看，或者在一个正式的社交聚会上坐在一个沉闷的陌生人旁边，驱散无聊的最佳方法是，想象你是在别处，甚至是另一个人，正在做别的事情。来源：(/s/blog_470bf2570100j8dk.html) - 【总585期】思想：无聊的消亡_三联生活周刊_新浪博“但突然，这种老实的办法变得不再必要了。由于微博、iPad、黑莓手机、声控导航系统和其他上百种随时随地转移注意力的设备，无聊终于放松了它对我们的控制，那一度能压死人的重量大多成了记忆。连最无聊的相亲也不再无聊了，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获得自由，立刻改换聊天对象。”拉斯认同马丁·杜勒曼对无聊的分类，他将无聊分为四种：情境性的无聊，当等人的时候、听演讲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餍足性的无聊，当人已经厌倦了同一件事情，一切都变得陈腐无趣的时候；存在主义的无聊，当人们感到心里空荡荡，世界毫无色彩的时候；创造性的无聊，当人被迫去做一些全新的事情的时候，这种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