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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服务治理模式与运营效率研究
——以天津市公交服务为例
蔡笑天 1013209049
摘要:城市公交服务运营效率评价是政府选择治理模式的前提与依据。而明晰运营效率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则是政府深化公交治理模式的理论依据。本文在比较政府经营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差异及探讨效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天津及河北主要城市公交服务为研究样本,应用DEA方法测算城市间服务效率的差异,发现市场主导模式效率要优于政府经营模式,但各自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都不高。为剖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对公交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Tobit回归,结果表明市场竞争、企业规模与运营效率显著正相关,且市场竞争与运营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我国城市公交服务的改革应坚持市场化为导向,引入民营资本构建新型国有民营模式,充分利用竞争手段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关键词:政府经营模式;市场主导模式;运营效率
文献综述
城市公交服务治理模式。萨瓦斯[1]将其划为十种类别。分别是政府供给、政府出售、政府间协议、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自由市场、志愿服
务和自我服务。余晖[2]总结出我国公交行业的四种形式,分别是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线路特许经营、企业股份化。在这些治理形态中,社会资金参与程度逐渐提高,公交服务治理模式逐渐由政府经营向市场主导模式转移,表现出的企业形态由国企垄断转向社会资本参与到公交行业中来,形成国企、股份制企业、私企等多种企业形态共存。公交服务的政府经营和市场主导机制的选择,源于其产生的运营效率差异。
然而,这种不同机制的运营效率差异,自1950年开展研究以来就一直存在争议[3]。在理论研究中,关于市场机制运营是否比政府机制要好,无法达成一致;在经验文献研究中。同样也没有一致性结论,并且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市场主导模式的公交企业要比政府经营模式的国有公交企业效率高。Roy等[4]针对法国135个公交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混合型企业和私有化企业三类)1995—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超对数成本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计算其效率,发现市场运营模式下的企业比政府经营的国有企业更有效率。Fornengo等[5]使用
同样方法对意大利公交企业的数据库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的效率要低。Boitani等[6]通过分析77个欧洲国家运营企业1997-2006年的数据,运用超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结果是公交企业全部或部分国有时,其生产率是低的,而通过竞争性招投标程序成立的公交企业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主导模式运营公交服务。不一定比政府经营模式的国有企业更有效率。Pina等[7]以西班牙公交企业为例,采用DEA模型、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结果显示私有企业并没有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Leland等[8]通过数据检验后发现,市场化改革后的公交企业也并不比政府经营模式下的企业效率高,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存在垄断,缺少竞争,有更高的交易成本,超过了原始的成本节约。因此,在公交服务改革中,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合理设计合同,加强政府监管[9.10],此外还需给予私营部门更多的自主决定权[11.12],完善市场机制,引入市场竞争[13],使公交企业更有效率。
总的来说,有关公交服务的研究现状可以总结为四点:
(1)学术界重点研究了政府经营模式与市场主导模式所带来的公交企业效率差异,普遍认为不同的治理模式会带来不同的运营效率,但哪种治理模式的效率更高仍存在争论,以及对基于什么因素而引起的效率差异仍缺少深入详实的研究。
(2)在衡量公交企业效率时,主要是采用超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等随机前沿分析SFA为代表的“参数法”和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法”,但使用“参数法”时需要明确边界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和变量。这就会遇到函数模型的选择和随机变量分布假设选择的难题,使得计算复杂化,而“非参数法”能很好地规避这些问题,并在多投人和多产出描述时以实物形式表示。但是现在的公交服务研究中存在仅用DEA单一方法进行衡量的不足。
(3)采取的公交服务改革策略更多地是从政府监管和引入竞争等方面来考虑,很少从公交服务治理体制方面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研究。
(4)上述这些研究均以国外公交服务为案例,侧重在企业微观领域,国内关于公交服务的治理结构与其运营效率间关系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很少,尤其是从城市宏观层面的研究更少。
针对以上方面的问题,本文以我国城市公交服务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政府经营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两种类别,采用具有因果分析特征的DEA—Tobit两阶法,测算2004--2008年上海、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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