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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民族，国家，国民性　　 　　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 　　民族是人民的共同体，它的成员通过一种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系、凝聚到一起；国家则是社会的政治组织，是一个政府机构，而有权力要求人民遵从它的意志。 　　如果说民族性格是天生的话，那么国家性格则是养成的，是规训与惩诫的产物。 　　现代国家形成于十八世纪。 　　“民族性”、“国民性”其实是同一概念，欧美盛行于前，中国采用于后。作为对民族国家性格的一种现代性描述，显然它是在“民族”、“国家”、“国民”等意识和概念被定义之后产生的，带有民族和国家性格的双重性。但是，由于国家的强势，国民性无疑更多地蒙上“利维坦”的巨爪的阴影。 　　民族主义本质上主张人民主权让渡给国家，应当看到，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同构的。 　　波普尔指出：民族主义是与对开放社会的抗拒相联系的。它诉诸我们以部落本能，激情与偏见，诉诸我们以寻根欲望，希望从个人责任的约束中摆脱出来，并尝试用一种集体责任来取代它。 　　集体责任往往沦为权力意志的替身。 　　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在名著《论自由》中写道：“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一切，到头来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