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座谈纪要要点.doc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座谈纪要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座谈会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８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与会学者以费希特为切入点，探讨了近代欧洲理性主义法权哲学与经验主义法权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所表达的观点都是经过长期研究和认真思考得出的。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对于我们当前提高法学研究的水平和把握要在中国建立的法治社会的真谛，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梁志学： 　　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商务版２００４年）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问世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已引起良好的反响。近半年之内，我作为费希特课题组主持人接受邀请，把这本古典著作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相继讲过四次。有些法学界的学者对我说，目前国内法理学的研究有法无理，这本著作有助于克服这个缺陷。有些哲学界的同行告诉我，现在大学里讲授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法权哲学思想时，康德和黑格尔讲得比较多，反而把费希特可贵的民主宪政理论忽略了。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例如，建构法权哲学，是否有必要像德国古典哲学家那样进行先验演绎？费希特的法权哲学是否就比康德和黑格尔的更先进？他所设计的民选监察院是否能充分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所以，我们约请在座各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同志发表自己的宝贵意见。希望不同观点的交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广泛地研讨法权哲学问题。 徐友渔： 　　《自然法权基础》中译本的出版很有学术价值，它有助于读者了解费希特的政治哲学思想，而大多数政治哲学史或政治思想史著作，甚至是大部头著作，都没有谈到费希特。 　　费希特这部著作的最显著特点，是在阐述他的政治哲学思想，阐述他的自然法权理论时使用先验演绎方法。他首先对人性作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设定，然后用先验演绎的方法推导出具体结论。这种方法论特征在德国古典的思辨哲学中是常见的，但在近代政治哲学中则不多见，尤其是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政治哲学形成鲜明对照。 　　费希特的原初出发点是具有理性和直观反思能力的自我。由此可得，任何一个理性存在者不得不把自己设定为一个个体，此外还有许多理性存在的个体。从这里就必然得到法权的概念，因为我设定自己是理性的，也就是设定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既然还有其他自由存在者，所以我不能独享自由，而必须替其他人保留自由，这就有一个“我的自由的界限”的问题，法权概念就是关于自由存在者之间关系的概念。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形而上学预设和先验演绎方法在政治哲学理论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们是必要的吗？它们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就是说，以费希特（或其他思辨哲学家）的学说为例，我们可以考查用这种方法推导出来的政治结论与今天我们公认的政治文明的准则，是一致、接近，还是背道而驰？ 　　上面的问题对于中国哲学界具有特殊的意义。近年来，研究政治哲学或者从其他分支领域转向政治哲学的学者越来越多，而政治哲学中的英美传统或经验主义传统受到极大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界的德国式思辨传统非常强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德国传统一致或者同构之处甚多。哲学界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英美政治哲学理论中可取之处颇多，但根本缺陷是肤浅。这些理论虽然道出了人类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安排方面的正确原则，但缺乏形而上维度的言说，缺乏道德和价值判断，缺乏安身立命的教诲，总之一句话，不能满足中国人对终极关怀和审美情操的浓厚兴趣。 　　德国古典哲学的专门研究者邓晓芒对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一书的评价典型地代表了上述倾向，他对此书总的感觉是很清晰，但认为缺乏形而上的探讨，因此不能深入内在矛盾性，不能更深地揭示各种分歧的内部关系。 　　如果说，中国哲学界对形而上学的迷恋和对英美路数的轻视还只表现为情绪，那么在西方学术界，一些重要哲学家已经就具体问题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论战。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批评被视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哈贝马斯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概念的批评被当成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传统对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批评。这两种批评都指责罗尔斯的理论预设了一种人的“自我”概念，它是赤裸裸的，不具有任何形而上学的、道德的属性，他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哈贝马斯更是明确断言，探讨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回避不了形而上学。 　　最近１０来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顾准思想遗产的继承，人们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与理性主义传统（或者说英美传统与欧洲大陆传统）的区别、对立有了相当认识。但认真思考之后可以看到，在所谓“理性主义”的名下，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说人可以凭借理性能力洞察世界的本质、历史发展的终结目标和规律，由此推论出，掌握了这方面真理的个人或集团有理由强迫人民大众去服从和实践历史规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人有时把“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等同使用；其二是说，发现政治哲学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