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探析要点S.docVIP

我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探析 ——以近年法院相关判决为例 论文提要： “邻避冲突”背景下，环境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群体性纠纷。我国虽然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是由于立法的不尽完善，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司法机关通过加强司法审查为社会提供规则引导有其必要性。那么在群体性纠纷不断的环境影响评价领域，我国的司法机关是以怎样的态势介入和影响呢？本文通过近年来法院审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许可行为相关行政案件着手进行分析，认为我国近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基本上解决了环评审查结论的可诉性和当地居民是否具备诉讼权能即当事人适格的问题，目前此类案件的诉讼重心逐渐移转到：环评许可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上，我国审判实践偏向于程序性审查，而在程序瑕疵方面，按照瑕疵程度不同确定许可的效力，目前的素材中仅有在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项目，未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法院才毫无疑义地判决撤销，故目前的审判仅解决了环境保护审批前置规定的问题，而对于民众最为关心的参与权、信息公开等需求却无意于扩张解释，不能予以必要的回应。最后，本文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的相关经验做法，以求对我国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全文共10000字 关键词：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行政许可 司法审查 以下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邻避冲突下对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诸如垃圾处理厂、高铁、发电站等大型设施得以兴建，这些设施给公众带来正效益的同时，也因大量频繁发生的环境问题给设施周边地区的居民制造了负效益，即公共设施的负外部性，而这些负外部性的成本由设施周边地区的居民承担，显然对周边地区的居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于是周边地区的居民往往通过集体行动方式来表达其诉求，由此形成一种“邻避冲突”。[1]如近年来，我国因变电站、垃圾焚烧厂以及PX类项目等大型建设项目引发各类群体性抗议纠纷，就属于“邻避冲突”。 考察这些群体性抗议纠纷背后，多是基于对环境影响评价的不满所导致。正如台湾学者李建华指出，现今邻避冲突的不断扩大，实因民众对政府缺乏信心，造成民众对政府管理公共政策的质疑。政府如果要根除邻避冲突的发生，应重视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特别是提升环评结果的客观性及环评程序的公正性。[2] 就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十余年来，由于立法中一些规定不够明确或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如环评法中社会意见征询程序中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的规定不够详尽，导致环评中虚假听证、听证走过场的情形层出不穷,民众因信息不对称引发恐慌由此产生的群体性纠纷依然频发。立法的滞后性及政府天生的部门利益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使得要提高环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环评程序的公正性单靠立法、政府作用往往有限，这时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提供救济和制约功能就显得极其必要性。 任何法律都有模糊不清的表达和规定，其具体的完善仍需要通过大量的诉讼和成文法促其不断发展完善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亦是如此，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该制度的范围、内容、制定时间、替代方案的选择等原本模糊不清的表达如正是通过联邦法院几次经典诉讼，才得以在实践中明晰化。[3]而我国各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年年发生，但是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并不多。[4]由于司法职能介入的有限性，单由行政执法往往力不从心，环评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恶性事件频发，以2012年启东民众冲击市政府事件达到极致。 司法审查主要是行政诉讼，是确保《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的重要的保障和推手,通过行政诉讼，法律条文中不清楚的法律问题会得到澄清,行政机关参加应诉可以促其依法行政。[5]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司法机关到底是以怎样的态势介入和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怎样的问题，正是以下本文所要讨论的。 二、实务检视：目前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行政诉讼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包括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因此，相关的行政诉讼也可以分为规划环评诉讼和建设项目环评诉讼。由于目前对于审批机关审批行政规划的行为是否可诉理论界尚存在诸多争议，故本文以下主要探讨建设项目环评诉讼。 (一)诉讼相关问题:受案范围及原告资格的确定 建设项目环评制度中主要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对建设项目所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文书进行审批，如果符合相关标准，就对该项目予以许可。该审批作为行政许可在理论和实践中可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因此对于该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基本是没有异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许可纠纷主要源于环境影响评价许可权行使的违法与不当。诉讼类型中，由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较少，多是由相邻权人——作为行政许可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行政许可侵犯其相邻权而提起诉讼，在诉求上主要体现为撤销行政许可、确认行政许可违法或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等。 现有的法院关于建设工程环评许可周边居民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显示，目前法院主要以是否“涉及相邻权”的标准认定原告资格。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