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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道德两难问题及其破解之道 有一种问题，我们经常感到困惑而又必须面对；有一种问题，需要我们选择而又难以决定；有一种问题，在我们取舍之间学会了道德，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两难问题”：即假想在一个场景之下人必须做出的道德选择，但是做出任何一个选择似乎都是道德的，也似乎都是不道德的一类问题。 两难问题从来就有，因为万事万物都相互联系，每个人或每个组织都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利和害。有一首打油诗叫《做天难》：“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出门望晴农望雨，采桑娘子盼阴天。”连老天爷都纠结难做，更何况我们了。因为任何一个决策都是双刃剑，不可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受到所有人欢迎，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不粗心大意，又当如何呢？我想到了中庸之道。面对诸多的两难选择，唯一的出路是“执两用中”。中庸绝不是骑墙，不是和稀泥，不是无原则。所谓中，就是不走极端，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所谓庸，就是平常道理，不唱高境，应该与能够。孔子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庸做为一种道德，难道不是最高的境界吗？可惜已经很久不见了。 　　中庸是一种道德修养，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思辨哲学。所以，你别指望它在两难中会告诉你具体如何选择，该进该退，该宽谁严，该管该不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还是要自己打主意。但它又确实给了我们一种中国智慧，当然不是唯一的智慧。而我们在两难问题的认知和处置上，正缺少这样一种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既中又正之道。结果，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胡做，不是做不到家，就是做过了头，深一脚、浅一脚，左一歪，右一斜，就是走不到正道上。 　　 想解决两难问题，首先要善于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需要和难处；其次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这样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只要我们将心换心，抱有一种合谐、双赢的态度，从多角度进行思考，不管是多么麻烦的两难问题，总能有解决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充满矛盾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分析的方法，即对立统一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机关建设中同样充满了这样那样的矛盾，我们正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把机关建设推向前进的。 　　一是要要坚持“两点论”，反对片面性和绝对化。坚持矛盾普遍存在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说到底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方法，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比如，在推出一项改革措施时，既要看到“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弊”的一面，反复权衡、慎重决策；在开展某项重要工作的时候，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不利条件，充分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密一些；在出现一种倾向的时候，要警惕掩盖另一种倾向，防止走极端、绝对化。比如，开会、下派工作组、检查评比，本来是推动工作落实的有效形式，但如果会议越开越多、工作组、检查评比越搞越滥，就必然助长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作风，使许多工作流于走过场。反过来，当解决会多、文件多、检查评比多等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要求机关干部都坐在办公室里，该下去的工作组也不下了，该发的文电也不发了，必要的评比考核也不搞了。总之，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我们考虑问题要复杂一些、全面一些，不能在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之间摇来摆去，不能从一种形而上学走向另一种形而上学。 　　二是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毛泽东同志指出，共性个性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３２０页）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做领导工作，就是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工作就有生机，就能真正落到实处；处理得不好，工作就必然一般化，甚至给基层添忙加乱。处理好这个关系的关键，是要在“结合”上下功夫。有的同志不去“结合”，片面强调对上负责，把照抄照转同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等同起来；有的不会“结合”，习惯于用老套路、老办法来抓工作，认为这样可以省时省力。这两种做法都是形而上学在工作实践中的反映。要做好“结合”这篇文章，就要找准“结合点”，做到我们常说的“吃透上面的，了解下面的，形成自己的”；要善于发挥“变压器”的作用，注意关闸分流，防止层层加码；还要根据不同单位及其担负的不同任务，实行分类指导，决不能千篇一律，搞一个标准、一种模式。 　　三是正视矛盾，勇于揭短。不敢正视矛盾，遇到矛盾绕道走，只会使矛盾越积越多，包袱越背越重。但是，有的同志似乎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有些问题即使别人发现了、领导点到了，还在遮遮掩掩；汇报工作的时候，讲起成绩来口若悬河，连小数点后两位的账都算上了，讲到问题的时候却避重就轻、一带而过。这种回避矛盾的态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