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腐败的法治观与反腐法律体系的完善.docVIP

治理腐败的法治观与反腐法律体系的完善 邹 涛( 内容摘要：腐败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依法反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是其前提要求。现有反腐败法律体系由于缺乏纲领性立法等不足之处，亟待完善。我们要积极加入或签署反腐败国际公约或区域性公约，集中力量制定综合型反腐败法典，适时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 关 键 词：法治 反腐败 反腐败法律体系 “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 ——清·顾炎武《日知录·除贪》 一、依法反腐：治理腐败的法治观 治理腐败有法治和人治两种选择。依靠法治方式来治理腐败的观念，可以称之为治理腐败的法治观。通俗的说就是依法反腐，即依靠体现人民根本利益和愿望、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手段，将权力运行纳入到法治轨道上，形成法治基础上的权力配置、权力运行、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责任的网络机制，从而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牢笼当中，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异化和权力寻租。依法反腐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法反腐以“法律”为治理腐败的主要手段，具有其他治理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一般认为社会治理有道德、宗教和法律几种手段。随着社会发展，道德已不足以调整社会关系，更无法有效治理腐败问题；宗教在其适用的范围、教规的内容、实施的保障和产生的方式也同样有局限性；而法律具有道德和宗教所不具备的优势。据学者总结，主要有八个方面：(1)法律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一经产生便具有非人格化的特点，比较稳定；(2)法律明确公开，具有既定性和相对稳定性，便于社会遵照执行，并据以评价和监督；(3)法律是一种权力的存在方式，具有多种功能，既能管理社会，又能制约权力，具有其他规范形式不能比拟的效力和威严；(4)法律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和技术性，更能适应和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5）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6）法律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不枉也不纵；（7）法律具有教育、引导的功能；（8）法律具有预测、预见的功能。 法律手段的这些优势，在治理腐败问题上更加明显。比如，法律的权威性表现为法律也有牙齿，违反法律的行为将要受到法律的严惩，使得很多公务人员不敢去贪污腐败；又如，法律具有教育和预测的功能，使得很多公务人员或者因为法律的引导或者因为对行为后果的预知而不愿去违法犯罪；再如，法律本身是一种权力的存在方式和制约方式，使得很多公务人员因为国家公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制衡而不易去权钱交易。 第二，依法反腐与民主理念紧密相连，更有利于发动全民斗争来铲除腐败。上文说过法律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与人之意志相异的有效力量，因此法的社会性与民主能够相容相通。正如人治与专制天然默契一样，法治与民主必然相连，所以依法反腐与民主理念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治理腐败的法治观必然倡导治理腐败的民主观，即主张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来治理腐败，发动一场反腐倡廉的人民战争。当依法反腐与治理腐败的民主观紧密结合时，这里所说的人民战争就不再是“运动式”反腐那样的混乱无序和弊多利少，而是能够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组织、协调、集中、理顺人民群众的力量，表达人民群众打击腐败的意愿和呼声，充分发挥和体现人民群众的主导力量，在铲除社会肌体之毒瘤的同时并不损伤其他健康的“组织器官”，最终取得反腐倡廉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第三，依法反腐是反腐实践的理性选择。在197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战略主要是以整风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进行反腐败斗争。1950年初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1960年初开展的“四清”运动，直至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都是旨在反腐败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在动员群众参与反腐败工作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是极为明显的。由于群众只是在运动开始后才被动员参与，平时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因而这种参与是非制度性、非理性和不定期的。同时，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之后就很难用法律的或行政的手段加以约束，在群众运动中侵犯人权践踏法律的事件时有发生，更严重的是群众运动一旦失控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持续的动荡难以避免。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证明群众运动方法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抛弃了群众运动的方法，而正确地选择了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来治理腐败。由此，我们逐渐摆脱了运动反腐的阴影并开始向依法反腐的正确道路迈进。对此邓小平同志曾反复作过论述。例如，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一年后，他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