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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西汉两司马 　　长安西北的茂陵原先只是一片荒原，自建元二年开工修建皇陵以后，这里就日新月异地繁荣起来。陵墓的主人是刘彻，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帝，他登基时才17岁，但从18岁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一直修了52年才派上用场。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这项记录几千年一直无人打破，可见“千古一帝”并非浪得虚名。和平年代，皇陵是天底下最浩大的工程，据说开支为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把全国三分之一的钱都砸在这里，还能不砸出点声响来？皇上是个喜欢轰轰烈烈地闹腾大事的人，大概害怕自己死后太清冷，又下令官员、富豪还有文艺界的明星大腕们迁居于此。由是新城人气飙升，灯红酒绿，很快就成了长安附近著名的富人区。 中国论文网 /7/view-7193745.htm 　　元狩五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23年，茂陵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死于糖尿病，临死前还留下了一篇《封禅书》，为皇上后来兴师动众地封禅泰山、访求长生不老之术提供了理论根据，这当然让皇上很高兴。而就在这期间，当时还默默无闻，但后来同样名满天下的另一位大作家正好风尘仆仆地采风归来，正准备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历史似乎有意在茂陵安排了这两位文章高手的交接。这两个人一个叫司马相如，一个叫司马迁。 　　司马相如名气很大，这固然由于他与卓文君惊世骇俗的爱情，更重要的却是他恣肆汪洋的才华。他的文章写得好，特别善写辞赋。赋是当时最风行的文体，一篇赋的影响力，往往可以让作者声名鹊起甚至上达天听，此前贾谊的“宣室夜对”和此后左思的“洛阳纸贵”都是由于赋写得好。而刘彻又特别好这一口，在杀人和玩女人的间隙里，他喜欢摇头晃脑地吟诵辞赋作为激情过后的消遣和自娱，以寻求快感的延时效应。赋者，敷也，就是铺陈，满篇尽是华丽生僻的词藻，洋洋洒洒地铺陈开去，对偶、排比、连句层层渲染，让你目不暇接。这种文体多用于描写都城、宫宇、园苑和帝王穷奢极欲的生活，说到底是给权势者歌功颂德捧臭脚的东西。二千多年后有一位伟人在文艺座谈会上说：歌功颂德的作品“未必不伟大”。但揆诸文学史，为权势者歌功颂德，这类作品中“伟大”的比例实在太少，因为伟大的作品多是面向民众且具有悲悯情怀的。但权势者喜欢有人向他献媚，为他歌功颂德。献媚是献媚者的通行证，写那样的作品，作家往往名利双收。司马相如就凭几篇大赋当上了皇帝的文学侍从，并且住进了茂陵的富人区。毋庸置疑，该同志是个文学天才。但天才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司马迁后来给他作传时，说他“口吃而善著书”。也就是说，他口才不行，但能写。这样的大作家倒也不少，例如现代文学史上的曹禺和沈从文。说起来很有意思，司马相如原来的名字叫司马犬子，这说明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不然不会取“犬子”这样土得掉渣的名字。他最早的文学自觉是给自己改名为“相如”，这名字不错，不光文气，还有几分软软的奶油味――他本来就是个吃软饭的嘛，甚好！ 　　但软饭也不是好吃的，你不仅要仰承鼻息，善于揣摩皇上的喜好，还要在艺术上有两把刷子。赋那种东西尽管很主旋律很马屁，也尽管华而不实虚张声势，但要做到妙笔生花，在题材、立意和文笔上让人眼前一亮也不容易，那是需要有几分才情的，至少也要有几分聪明气。司马相如当然不缺少才情和聪明气，要不然皇帝手下有那么多文学侍从，衮衮诸公，竞相献媚，为什么只有他独领风骚呢？还不是因为人家活儿干得好？你看他的《上林赋》、《大人赋》和《子虚赋》，那真是翠华摇摇仪态万方啊！平心而论，司马相如还说不上厚颜无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因为他老丈人给了他一大笔财富，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再加上糖尿病缠身，对升官发财就看得比较淡，有时甚至还敢说几句别人不敢说的话，例如劝皇上打猎要适可而止之类。在御用文人中，他还是有底线的。 　　司马迁也住在茂陵，他父亲是朝廷的太史令，这是个小官，俸禄很少，在茂陵那种地方，他们家只能算是穷人。对于一个天资聪颖且志存高远的少年来说，这种生存境遇只会是一种激励。父亲是史官，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史学熏陶。20岁后他又花了整整七年时间游历四方，一步一个脚印地阅读广袤的帝国版图，全方位地感知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积淀和风俗人情。人们常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现在，司马迁已经为写作一部旷代史书做好了准备。而且就在他游历归来不久，他又接替了父亲的职务。这个太史令闲曹冷灶，清汤寡水，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地进入皇家图书馆，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想查什么档案就查什么档案。对于一个有志于史学的写作者和思想者来说，有了这个“唯一”就足够了。 　　一切都为一部史学巨著的诞生做好了铺垫。 　　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这部被称为《史记》的巨著也许不会完全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它当然会很丰厚，有文采，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