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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的真问题 ——城中村改造的根本 内容提要：空间上的“脏乱差”，不过是城中村冰山之一角。中国可能有一夜之城，却不可能有一天内完成的城市化。在城市化中还农民以发展的权力，他们自己就会因应市场，成为城市化中积极行动的主体。 世界城市史上我们从未看到，上千万的流动人口在一个城市里找到了他们可以暂住的出租屋，这里没有花政府财政的钱来建设，甚至没有花财政的钱的管理。深圳农民在征地返还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设出的廉租屋区，面积总计达1亿平米，那些被叫做“城中村”的地方，本来是本地农民的安置区，现在成了由农民建设的本应由政府负提供之责的 就象是只有联产承包带来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持续高涨、就象乡镇企业赢得中国工业三分天下有其一、就象三来一补在中国沿海制造了一个世界工厂，城中村，也以其对城市的效益与和谐所贡献的巨大价值，表明了农民敏锐的市场感觉和巨大的创造力。冲击着现行法规体系后面人们传统观念中“无知的狂妄”（哈耶克语），警告我们：世上可能真有“一夜之城”，却不可能有一天内完成的城市化。在城市化中还农民以发展的权力，他们自己就会因应市场，成为城市化中积极行动的主体。 （一）城中村的由来 1、城市出现之前本地农民的聚落。 2、城市建设中本地失去耕地农民的就地集中安置区。（见1982年市政府颁布《深圳市经济特区农村社员建房用地的暂行规定》）。 3、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收入一时不足以在城市购买商品房，于是出现了廉租屋的需求。城中村逐渐成为原住居民面向外来中低收入阶层提供的廉租屋区。 （二）城中村的性质 1、从经济上说，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 来自全国各地在深圳打工的人们住进了城中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决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 需要注意的是，深圳的廉租屋区既不同于香港新加坡的廉租屋区，也不是通常所说的“贫民区”。本地农民在村中并不贫困，而进入城中村的人们处在生活、就业、社会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着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轻人的进入，城中村表现出香港廉租屋区和国外贫民区所没有勃勃生机。 2、从社会形态来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传统农业社会，然后逐渐演变成本地原村民社会和外来务工者暂住型移民社会，这两种社会在空间上的叠加。由于这两种人两个社会都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可以称之为“二元转型社会”。 两个社会中的经济水准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断改善和变化，但是其社会结构却具有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传统社会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乡村精英在基层治理和分配中都有与内地农村同样的表现。他们是政府基层治理依靠的对象；而名义上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按户分配的同时，其剩余部分在向着有钱有权的集体成员集中，原村民之间拉开了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差距；这是一个被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 另一方面，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总体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完成原始积累，走出了城中村。这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 这个二元社会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乡村自治，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原村民集体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 由于这种委托管理不具统一的标准，而外来人口数量十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难题，两个社会之间出现隔阂，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但这种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建起了上亿平米的廉租屋区，并且由原村民集体以集体经济支出将其管理起来。城中村里外来人口满意度并不低，而象下沙村文化广场这样的城中村公共空间，更是得到了美国城市学家弗里德曼的高度议价，认为是深圳“最有魅力”、“最真实”的场所。 可以看出，空间上的“脏乱差”，不过是后面两种城中村的物质表现，犹如冰山之一角。而在海平面下还有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存在。比起空间问题来说，经济社会问题要复杂、深刻得多。 1与城市化2”，他的意思是，比起产业使人在城市中间的聚集过程，人的心理、行为方式的城市化要经历更为漫长的过程。以深圳这样全新的城市，在短短二十年的发展中便已积累下如此巨大的经济、社会、空间难题，说明：当代中国可能有一夜之城，却不可能有一天内完成的城市化。 二、城中村的巨大价值 如果要面对城中村，就应全面地评价城中村： 1、有助于控制深圳的营商成本 “效益深圳”，意味着投入产出比高。城市的投入与营商成本分不开。城市的营商成本跟工资有关系、更与地价有关系。假如“效益深圳”跟这两个东西有关系的话，作为低成本生活区的城中村，实际上起到了维护深圳低营商成本的重要作用。世界上所有大都市都离不开低成本生活区，而深圳尤其离不开。这是因为，住在深圳城中村中的人们，多数所就业的产业承担着城市的基本功能。 我们调查了深圳一些电子加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