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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担当做“恶人” 来源:《杂文月刊》 来稿者:郭庆晨 先要说明一点，我这里所说的“恶人”，并非品行恶劣的坏人，而是“遇事要坚持原则，不肯行方便而执意为难人的人。”“恶人”的这个释义，新华词典上是有的。此“恶人”是勇于负责的人；是看到有人做不轨不善之事不随波逐流，敢于据理力争的人。它与“老好人”正好相反。“老好人”看到有损于社会民生之事时，不是视而不见，便是顾左右而言他，不加反对，更谈不上劝阻。所以说，这里所谓的“恶人”，不过是从被劝阻方而言的。实际上，此“恶人”是真正的好人，是有正义感、负责任、敢担当的好人。 　　中国历来不乏“恶人”。为阻止纣王的暴虐荒淫、横征暴敛，在许多大臣纷纷逃国的情况下，冒死当“恶人”，一连三天上朝进谏的殷商丞相比千；为劝阻功成名就的唐太宗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之举，挺身而出当“恶人”，力排众议、冒丢官之险极力劝谏的丞相魏征；为社稷民生，以六品小官、户部云南司主事卑微之身向世宗皇帝上《治安疏》，专门指摘皇上过失的海瑞……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恶人”需要胆量，更需要有一股精神、一种追求。比如说，顾炎武当“恶人”反对八股取仕，是认准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当“恶人”力主禁鸦片烟，是心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当“恶人”锐意变法，是抱定“我白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无不是仗义执言、特立独行的“恶人”。 　　施政理国，需要有人当“恶人”，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是非曲直，同样需要有人当“恶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徐海东将军在大连休养期间，不断有昔日的战友和下属前来探望。战友见面，徐海东将军有三个“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徐海东将军的三个“必问”是有缘由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成了执政党，解放军由主要在农村生活变成了在城市里生活，许多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革命将领一夜之间成了执掌一方政权的地方大员。权力大了，地位变了，有些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有的人就忙着“闹离婚、换老婆”。徐海东将军对这种不良风气深感忧虑，这才有了“离婚了吗”等三问。多年不见的老战友，有很多话题可谈，可倔强的徐海东将军却认为：“净说好听的话，算什么老战友!”耿介正直之情溢于言表： 　　现如今，一事当前，不顾个人得失唱反调、做“恶人”的少了，说“拜年话”、当“老好人”的却愈来愈多。不肯当“恶人”，就只好随风而行、顺流而下了。 　　温总理说得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作为执政者的一员，矛盾处处在，问题时时有。要有所进步，就需要勇于面对、敢于负责。为了社会风清气正，为了人民幸福安康，需要所有政府部门及其官员都能够敢于担当做“恶人”。 　　【于昌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