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对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docVIP

孔孟思想对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思想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伦常为中心，所讲在贵贱、长幼、尊卑、亲疏有别；二是以仁学为中心，强调仁政、德礼、仁者爱人。这两大中心相互交叉影响，又形成了儒家在法学上的三种主张，即为国以礼的礼治论，为政以德的德治论和为政在人的人治论。这三种主张在各方面对古代法律进行渗透和改变，并最终使法律实现了儒家化。 一、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通晓周礼而自豪。周初，史传“周公制礼”，将国家认可的传统习俗加以规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执行，违礼即违法。周礼形成了周公的“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和“礼治”思想。孔子及其门徒们全面继承了周公的“礼治”思想，主张“为国以礼”。他们在总结前代历史和自身所处的礼崩乐坏的现实的基础上，认为要使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就必须用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要求民众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礼，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基本内容是要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实质上是要以礼作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维护体现等级制度的“礼治”。 以伦理为中心，强调正名分。儒家的所谓伦理即家族伦常，规定家族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特别是家族的男性成员，认为他们之间的伦常无外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几类。即父对子之礼慈、子对父之礼孝、兄对弟之礼友、弟对兄之礼恭。从伦理上确立了家族中以父权为中心的礼后，就该对这种伦理进行保护和维持，于是孔子提出了正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儒家的正名就是要以周礼为尺度来确定人的等级名分，并严格遵守。父权推而广之为君权，所以在家则以父权为重，在国则以君权为尊。每个人都必须按着他自己在家族中的排行和社会中的地位去抉择相当的礼，合乎这个条件的为礼，否则，就是违礼。后世儒生通过以礼释法，纳礼入法的努力，在法律上确立了这种伦理关系，以法律的形式来保护伦理，实现了伦理的法律化。因此法律中把下犯上、子犯父称为不敬、不孝，并认为是严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 以家族为本位，强调忠孝。“家庭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它的维系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自然血缘基础上的人论情感和道德义务”。孔子强调礼，主张把礼上升为国家意志，每个人都必须遵循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相称的礼。为此，孔子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反对僭越，反对犯上作乱。因为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故孔子非常重视以礼义调整家庭关系。树立家长权威，把对人的教育归于每位家长身上。“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家族中所有人口。。。都在他的权力之下，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在他的手里”。这样家长对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其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子孙，未婚的女儿孙女，还是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庭中的奴婢---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家庭成员对家长必须事之以孝，非孝不仁，非孝无礼。 “儒家认为，家和国是相通的，维系家庭的血缘心理情感和伦理道德规范也可以扩而大之适用于国”。国君作为一国之长，对其统治下的民众同样具有绝对的权威，民众对国君则必须事之以忠。所谓“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后世法律则对不孝不忠严惩不贷，特别是依五服定罪量刑。凡具有服制的亲属间的侵犯与伤害行为，根据亲疏尊卑关系专门有一系列的特殊规定，特别是对幼对长、下对上的侵犯的处罚更是重于常人。服制原属礼的范围，以服制裁于法，雄辩地说明了礼与法的结合，以及家族伦常关系的悠久影响。 以等差为基础，强调别贵贱。“儒家。。。将家庭伦理作为法的本位，立足于建立‘父夫、子子’为主干关系的‘齐家’模式，再推广为‘君君、臣臣’的‘治国’和‘平天下’模式，形成严格的不可逾越的贵贱尊卑等级制的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孔子提出了以宗法伦理关系为基础、并为巩固宗法等级服务的“仁者爱人”的口号。亦即爱有差等，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同的人。因为在宗法等级里有尊卑长幼贵贱之分，要表现出人的差等，就必须划分尊长贵与卑幼贱，在上者为尊为长为贵，在下者为卑为幼为贱。欲达到有别的境地，就要制定有差别的行为规范，即有差别的礼。这就形成了不同关系的人之间具有不同的礼节或是义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法律也对为贵为尊者加以特殊保护。隋唐立法，尤其是《唐律疏议》的编纂，将汉代以来的礼治思想融入法典，制定了八议、请、减、赎、官当等一整套“优礼臣下”的制度，可谓无微不至。 儒家根本否认社会是整齐划一的，认为人有智慧、愚笨、贤良、不肖的差别。因此社会就必须有分工，更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手工业者、商贩是以技艺生产来侍奉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