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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调解”的去司法化——中国ADR理想模式探讨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陈 浪 吴晓静 “大调解”是最近几年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几近制度化的一种新机制，指多方面协同努力促成矛盾纠纷及时化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它是一种有一定中国特色的ADR，与“马锡五工作方法”一脉相承。如何有效发挥大调解的积极作用并避免其副作用，值得认真研究。本文着重从人民法院与大调解关系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基本结论是目前大调解的一大基本动向——强调人民法院在大调解中的作用——需要再斟酌。 一、“大调解”的背景、意义与要求 近年来，我国已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化解难度越来越大，需要执政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应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多部门多主体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就应运而生，被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所倚重和期待。这种机制的意义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政治意义——它是执政党的一件大事，当然也就是执政党领导下的各个方面共同的大事；其二，现实意义——现在的诸多矛盾纠纷确实有赖于多方面协同配合才能解决。不难预见，大调解将作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机制而存在。正因如此，有必要探讨如何才能使这种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调解是我国不少机关和机构的重要工作方法，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工会、妇联、消协等等都经常采用。作为与原有调解机制不同的新机制，大调解需要满足两个基本要求：其一是“大”，即参与调解的主体众多；其二是“整体化”，即参与调解的各主体之间不是各自为战、互不关联，而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解决同一个问题。 二、“大调解”的几种基本工作模式 在大调解中起组织核心作用或者说主导作用的单位或机构如何设定，其与其他调解主体之间的基本关系如何安排，此即大调解的工作模式问题。目前各地实践中出现了三种大调解工作模式。 1、“共同参与”模式。即不论各参与单位以何种理念或名义参与大调解，在实际运作中都不存在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组织协调单位，各单位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只在“确实需要”与其他方面沟通时才沟通。显然，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大调解”，既无新意，也无实质性内容。 2、行政主导模式。即由某个现成的或者专设的机构充当大调解网络的核心单位、牵头单位，这种机构可能挂的是事业单位牌子，或者是“综治办”之类难以归类的牌子，但做的事情具有比较明显的行政意味，故其单位性质不影响这里所做的归类。例如，在全国率先建立大调解体系的江苏南通市全市9个县（市、区）均设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均为“党委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具有矛盾纠纷分流指派、调处调度、调处督办、“一票否决”建议和渎职责任追究五大职权，“实体运作、规范运行”，其行政意味显而易见。众多报道显示，这种模式运行效果不错。 3、司法主导模式。即由人民法院充当大调解网络体系中的主导单位。四川或许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按四川高院刘玉顺院长在全国率先提出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作用、行政调解的职能作用、司法调解的主导作用人民法院的工作性质和司法具有的强制力特征决定了司法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主导作用肩负着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指导、支持和帮助职能更体现在不断创新机制，推进三大调解的有效对接上。 《人民法院报》今年“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栏目中涌现的一些例子，在分类意义上讲，可能比四川法院的上述情形更具典型性，更能代表“法院主导型的大调解”。不过仅凭有限的宣传报道笔者尚难对这些例子作确定的评述。 显然，不少法院对司法主导型的大调解都有过探索，但其中遭遇的一些机制性阻碍应当讲是比较普遍和严重的。 需要指出的是，各地大调解相关文件中无不强调对大调解实行“党政统一领导”，由党政重要领导甚至主要领导挂帅，但这与本文所讨论的由哪个主体充当大调解网络体系中起组织、协调、串联作用的主导者是两回事。大调解属日常性工作，挂帅领导不可能对具体案件都起到主导者作用，其虽有可能对个别特别重要案件亲自抓，但那毕竟是特例。 三、法院参与大调解的利弊分析 冷静客观地分析人民法院参与大调解的利与弊，对于整个大调解工作的顺利推进乃至更深广的层面都有重要意义。 ㈠ 从法院角度分析 积极参与大调解，对法院而言，有利之处大致有三： 1、表明政治态度，完成政治任务。促和谐保稳定既然已成为党和政府一项中心工作，那么积极参与大调解自然也就成为人民法院一项政治任务。这可能是推动法院在大调解中起作用的最大动力。 2、参与中心工作，提升自身地位。近年来，随着维稳压力日益增大，以解决矛盾、化解纠纷为固有职能的人民法院日渐成为各级党政所倚重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更加“有位”，自当更加“有为”。 3、合力解决纠纷，化解案件压力。近年来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日渐严重，迫切需要找到某种途径来化解案件压力，而参与大调解、争取通过大调解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