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当代文化和其精神症候.pptVIP

一、需求、欲望和解放的幻觉 1、20世纪90年代初期（92年或93年），是我们讨论当代文化和精神状况的分水岭。十几年来，当代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但隐藏在这种社会现实变化背后人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的变化，一直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 2、根源： 传统宏观意识形态的微观化、分子化，日常生活化，导致价值判断中简单二元对立（善恶、美丑、真假、苦乐、爱恨）尺度的失效，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按照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思维来解释现实。 3、我们正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 为什么写得差、唱得差的能够畅销、流行？为什么低俗的压倒了高雅的？为什么戏剧斗不过小品、电影斗不过电视剧、文字斗不过图像？ …… 4、如何阐释这一系列新问题的意义？ 意义不是真理。真理无需争辩和解释，而意义是在阐释中呈现出来的。 世界呈现给我们的许多事实，之所以常常被视为无意义，是因为阐释的单一化、简单化囚禁了“意义”本身。面对新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说话。 当代复杂暧昧的精神状态，可看作个人行为空间和行动自由度扩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欲望或者快感的实现，确是“解放”的重要标尺。但这种“行为自由”是可疑的，这种“空间”是虚幻的。在当代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中，当物质诱惑和消费快感支配下的“行为自由”，与理性知识和思想自由脱节的时候，“欲望”就成了主体，“快感”就成了意义。 当代“欲望主体”的诞生，宣告了传统启蒙方法的失效。当“需求－意义”理论的解释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的时候，“欲望－快感”理论就来到了前台。 5、 “生产－需求”体系V.S.“消费－欲望”体系： “生产－需求”体系是有结构的，一种中心确定的结构，或者一种“父权制”式的权力结构。 “消费－欲望”体系本质上是没有结构的，或者说一种“弑父”状态下的混乱结构。 正是“消费－欲望”体系的混乱结构带来一种“解放”的错觉。消费狂欢和欲望膨胀，培养了大量的物质发烧友和“恋物癖”，精神却萎缩成“侏儒”状态。 被物质和传媒挑逗起来的欲望和被自我启蒙（想象和幻觉）了的快感，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由于“快感”和“欲望”的非历史性，决定了其行为自由是一种假相、其肉体解放是一种幻觉。 二、贱文化的人格学和风格学 今天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当时流行的“酷风格”和“个人英雄主义”人格已经消失。“贱文化”已经成了一种时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面对的不是人格意义上的“贱”，而是一种风格学意义上的，或者说“美学”、“符号学”意义上的“贱”。 把“贱风格”视为草根文化、平民美学的一种表现形态，并从政治公共领域的角度大加赞赏，完全是误解。这种误解单一地从身份的角度理解“贱”的含义，忽略了精神现象及其发生学视角。 何为“贱”？ “贱”：本意是价格低，引申为身份低下（无位曰贱） 孔子“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司马迁：“（蔺）相如素贱人” 都是说他们的身份低下和贫贱，并没有说他们“犯贱”，更没有说他们的精神和人格低下，隐含的意思是：身份可以贱，精神和人格不能贱。 可见，身份意义上的“贱”与精神和人格意义上的“贱”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政治领域 的“贱人”——越王勾践、韩信 他们身份都不低贱，他们“贱行”背后隐藏的是一种“英雄人格”和政治家的谋略，其“贱人格”只是一种假相。 日常行为中“贱人格” 有两种基本类型： （1）被动型贱人。首先是对强力的屈服与和解，然后是对和解的否定性自虐；和解是公开的，自虐是隐蔽的。面对人格的丧失，自虐成了一种个人隐秘的救赎仪式。 宫廷奴才多属这一类型，因为这一类人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身份意义上的主子。 （2）主动型贱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权势和解，自愿放弃人格和尊严，并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获得快感和回报，比如经济利益。即“犯贱” 。 《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属于这种人格的典型，这一类人面对的也不是敌人，而是利益上的主子。 人格学意义上的“犯贱”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本体意义上“我到底是谁？”所引起的焦虑，而是政治身份意义上“我应该在哪里？”引起的焦虑。 因此，“贱人格”隐含着一种微妙的权力争斗，就是出让部分人格和尊严，并从中赎买一部分权利，以期达到跟对象平起平坐的效果。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这一微观权力争斗的目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但从个体身体形态角度（行为、表情、姿态等）看，其精神秘密就暴露无遗。因此，“犯贱”是通过行动表现出的身体姿态（包括语用学意义上的语言系统）体现出来的。道德批判的目的，就是试图纠正这种姿态，中国传统的礼仪也是要实现这一目的。 当“贱”不表现为行动，而是一种话语形态和风格学问题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行为可以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