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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由 　　本文语粹：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段时期，不适用于初级阶段整个时期。 　　“效率优先”不是不可以讲，但应放到应该讲的地方去讲，而不是放在收入分配领域。 　　把“效率优先”放在发展生产的领域去讲，非常合适。这是它永远的存身之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有许多新的精神。其中一项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已经不出这一提法。这次会议继续淡出此题，表明了中央贯彻科学的发展观，重视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这一举措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经济理论界和媒体的一些同志，由于学习体会中央精神不够，囿于习惯，仍不时有宣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出现。为了深入领会中央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指导精神，有必要理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不符合当前形势要求的理由，并把“效率优先”这个提法，放到该讲的地方去讲。我以为，比较重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顾一下。这怎么也同“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搭不上界。这个提法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段时期，不适用于初级阶段整个时期。 　　第二，小平同志讲“在本世纪末（即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贫富差距）问题。”如“公平”放在兼顾即第二位的地位，就不可能突出地提出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悖。 　　第三，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造成许多矛盾紧张与社会不和谐现象，潜伏隐患，不时爆发。如继续把社会公平放在“兼顾”的第二位，与我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符。 　　第四，按国际公认分配公平指标，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以上，超过国际警戒线；超过资本发达国家如英、美、法（基尼系数0.3-0.4）和资本福利国家如挪、瑞（基尼系数0.2-0.3），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仅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贫富差距空前大的时期。如果再拖下去，把公平放在“兼顾”的第二位，如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号相匹配？ 　　第五，“效率优先”不是不可以讲，但应放到应该讲的地方去讲，而不是放在收入分配领域。效率、效益、质量一系列概念是与速度、投入、数量一系列概念相对应的。我党转变增长方式（即发展方式）的方针要求把质量、效益、效率作为经济增长（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把投入、数量和速度放在适当重要地位。对生产领域来说，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速度”，把质量、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主要靠拼投入、增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符合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大道理。因为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大道理。不讲效益、不讲质量的发展就不是大道理，而且照这样粗放地发展下去，其后果很令人担忧。邓小平说“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所以，把“效率优先”放在发展生产的领域去讲，非常合适。这是它永远的存身之地。 　　第六，在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原先人们设想的是tradeoff（交易）的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提高效率，所以有优先兼顾之说。但是后来大家研究，两者之间不单是tradeoff的关系，而且应当是辩证的矛盾统一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过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所以就不存在哪个优先哪个兼顾的问题，要辩证统一地考虑。 　　第七，有人说，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难道初次分配社会公平问题就不重要？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畸高畸低的个人收入，不是初次分配问题？有些部门、企业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的畸高畸低收入，不是初次分配问题？一些外资、内资工厂，把工人（特别是民工）工资压得那么低，而且多年不怎么涨，过量剥削剩余价值，不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许多不合理、不合法、不规范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不是初次分配中产生的？初次分配秩序混乱，初次分配中的社会不公问题难道不需要重视、处理、解决？还要等到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这在中国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分配不公问题的。 　　所以，在收入分配领域不用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不要再提“初步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要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如这次五中全会文件所强调的。这符合改革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也有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改革积极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 　　相关链接：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问题论争中的四大观点 　　魏宾 　　一种观点认为，应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效率优先”是我国改革20多年来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分配政策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最佳抉择。主张改变这个提法的人，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