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变法论(上).docVIP

战国七雄与变法论 中华民族文化史三千年，同时也是一部人类的进步史。中国是一个具有改革传统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历史中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是自下而上的的革命是并行，从不同的侧面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源长的改革史册中，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各国的变法在历史中注定是光辉的一笔。 变法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春秋末年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原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都已经不适应新形势，这就需要穷图变革。在春秋时期，不少社会发展迅速的国家，结合本国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程度不一的社会变革。历史结果证明：凡改革比较切合实际的国家，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春秋五霸的争霸史就是这一原则的鲜活例证。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落后就要挨打，各国的君主纷纷求变心切，变法成了一种公认且符合实际社会情况的正确选择。 战国时代正处于东周晚期，周朝的政治体制是由分封制、等级制和世袭制构成的。周天子除了直属的王畿外，他将土地、百姓和统治权力都分封给同姓宗族或是异姓功臣（或称地方诸候）；诸候又依照这种方式给上卿大夫；上卿大夫依此分赏下去。这种分封制度与权力统治机构是结合在一起的，由嫡长子世袭的各级贵族，掌握着各级政权和兵权。在天子朝歌和诸候宫庭那里世袭的上卿大夫按照声望和资历担任官职，并由此享有采邑收入，所以世袭世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特权。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以卿大夫为代表的新兴阶级依靠其经济实力逐渐登上政治舞台，诸如在诸候国内出现拿俸禄的官僚，卿大夫的行政机构中也出现了官僚性质的家臣。这种家臣没有封地，只是以粮食为俸禄。到了战国时代，这种带有官僚性质的家臣制度，逐渐发展成为职业的官僚制度。于是一些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实施如：俸禄制度、偿金制度、考绩制度以及官吏的选拔、任命等都使官僚制度得以实施并巩固。各国诸候国君正是利用这一整套官僚机构和制度，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逐步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是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所规定了的，也是产生大国争霸的必然先决条件。 战国时代，以会盟、合纵、连横和兼并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既加强了各诸候国间的地缘摩擦同时也加强了各国间的接触和交流，提高了各分裂国家的开放程度； 交通的发达，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兼并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大规模迁徙，实际上缩小了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差别，特别是有助于社会共同心理的形成，最后这一点，作为国家统一的精神和心理因素，显得尤其重要，这也就是现今所说的国家意志。 《孟子见梁惠王》其间，当梁惠王（魏惠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时，孟子回答说只有统一天下才能安定。惠王又问怎样才能统一呢？孟子说只有不乱杀人的人才能统一。从这番对话可以得知，到战国中期，不但是一般的民众，连思想家、各国的统治者都向往统一，都在考虑怎样统一，国家统一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只有顺应民心的统治者才能完成统一的大业。 尽管变法是战国时期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但在各国变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这种阻力并没有阻挡当时变法的历史潮流，然而一些改革家却为坚持变法、推动社会进步付出了血的代价。 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特点 战国时代，魏国开风气之先实行变法。魏文候在位五十年，在他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任用了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并进行了变法与调整，不但使社会长期保持稳定，而且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使魏国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强国。 魏国的变法，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实施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制度，限制贵族特权。 在经济上推行“富国”政策，“尽地力”、：“善平籴”，大力兴修水利 加强武备，建立名为“武卒”的常备军； 加强法制建设，制定《法经》。 这四方面的改革措施对当时的魏国的时蔽起到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后世封建王朝的法制也有重要影响。春秋时期，公元433年，以魏为首的魏、韩、赵分晋，其中魏国最强。此后晋国国君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到三家之下，反而要到三家去朝拜，韩、赵、魏三家实际上升到了诸候地位。魏国地处原来晋国的中部与西南部平原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田口众多，当时的君主魏文候雄心勃勃，一心希望励精图治。 （灭晋前形势图） （灭晋前后势图） 李悝（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旧战国时期法家。年轻时曾在上地守的官职，上地是魏国和秦国交界的地区，两国间经常在这里发生激烈的战争，为了对付秦军，李悝发布了‘习射令’：凡民间诉讼案件难以裁决的，就让双方当事人进行射箭比赛，射中箭耙中心的就胜诉，射不中的就败诉，这一法令一下，民众人人习射，后来魏国军队与秦军作战时，把秦军打得大败。魏文候十七年，李悝奉令带领魏军进攻中山国，大获全胜。并治理中山，政绩显著。魏文候二十年深得魏文候信任。文候晚年任命李悝为丞相。十年时间他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