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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 樊鹏、汪卫华、王绍光：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 　　摘要：改革时期，以公安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先后经历了从行政分权到集权型发展两个阶段。本研究综合分析了公安分权与集权各自的目的、效果与影响，提出内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体制自身适应存活的压力，以及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提高，是影响国家强制能力变迁的关键变量。近10年来集权型的建设，增强了国家对强力机构的统领与规制，提高了政权体制的适应存活能力。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强制能力建设一味“向上收”的特征不同，面临社会稳定的考验，统分结合、专群结合才更符合我国政权体制建设的需要。 　　关键词：国家能力;公安;警察;行政分权;行政集权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国家统治的焦点也随之发生重大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如何发展其暴力机制和强制能力[①]以维护稳定，是国家推进制度建设、提高政权体制存活适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是现代国家强制能力的主体，也是一项基本国家制度。改革以来，以公安警察[②]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先后经历了行政分权与集权型建设两个阶段。通过对这一时期体制变化的梳理，本文试图剖析影响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便更深刻地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权体制如何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适时发展变化。 　　薄熙来主导的重庆打黑行动，1544名涉黑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