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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中国法院的直接适用 刘瑛. 关键词:? 内容提要: 中国[1]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公约》在中国当事人作为一方主体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件中得到了广泛适用。本文试从中国法院的《公约》适用实践入手，对《公约》在中国法院的适用问题作探讨。 一、《公约》的直接适用规则概述 《公约》的适用规则集中体现在其第1条第1款，具体规定如下：14? 1 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a 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b）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 由于中国在加入《公约》时对第1条第1款b项作出了保留，因此对中国法院而言，只有符合第1条第1款a项的适用条件，即仅对当事人营业地均在《公约》缔约国并且在《公约》调整范围内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才可以适用《公约》。本文也仅讨论第1条第1款a项下的《公约》适用问题。 第1条第1款a项的《公约》适用被称为“直接适用”。[2]直接适用意指在满足第1条第1款a项条件时，缔约国法院就能依据第1条第I款a项将《公约》适用于该特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无需当事人的明示选择，也无需冲突规则的指引。[3] 本文赞同将第I条第1款a项的适用模式理解为《公约》的直接适用。首先，这一解释直接源于对《公约》第1条第1款a项的文义和上下文理解。本文认为应当将第1条第1款a项与b项结合起来理解。《公约》之所以将第I条第I款分为a项和b项，就是区分不同情况适用不同方法。以b项为依据的《公约》适用需要经过国际私法规则的指引。与之相区别，a项的《公约》适用是直接的，应该是无需经过冲突规范的指引的。其次，在文义解释以外，这样的解释结论也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评论》（以下简称《秘书处评论》）所支持。《秘书处评论》指出，依据第1条第1款a项，当当事人的营业地分别处于不同的《公约》缔约国时《公约》就将适用，哪怕法院地的传统国际私法规则可能指向第三国的法律。而订立《公约》第1条第1款a项的目的就在于减少适用《公约》时对法院地国传统国际私法规则的依赖，排除当事人选择法院地以规避《公约》适用的可能。[4]最后，将第1条第1款a项解释为《公约》的直接适用不仅在理论上得到普遍支持，在实践中也得到遵循。缔约国法院通常是直接援引第1条第1款a项作为适用《公约》的依据，无需先经过法院地国冲突规则的指引。[5] 本文认为，《公约》第1条第1款a项的直接适用实际体现的是营业地所处的缔约国和法院地所处的缔约国共同遵守《公约》的义务，直接适用的基础就在于条约义务的共同履行。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只要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缔约国境内，涉案合同属于《公约》所调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件又由缔约国法院管辖，《公约》就将直接适用。在这种情况下，是无需考虑法院地所在国的包括最密切联系规则在内的国际私法规则的。 二、中国法院对《公约》适用的实践 中国法院适用《公约》的实践尚不统一。主要的适用依据如下： （一）以第1条第1款a项为依据适用《公约》 法院有时会依据《公约》第1条第1款a项，在当事人的营业地都在《公约》缔约国时，适用《公约》。 例如，在“深圳风神实业发展公司诉法国欧亚国际技术发展公司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纠纷案”中，[6]法院基于合同当事人营业地所在的中国、法国均为《公约》缔约国，且合同未明确排除适用《公约》，也未选择某一国的国内法为合同适用法律，适用《公约》来作出判决。该案受诉法院从正反两面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分析，整个法律推理过程是比较完整严密的。类似的，在“瑞士米里米特公司与河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货物销售合同纠纷上诉案”、[7]“威世中狮电子巴仕拉有限公司诉上海永旭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8]“西安运昌贸易有限公司诉美国安泰国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9]中，原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定由于当事人营业地分别在中国、瑞士这两个《公约》缔约国，事项亦在《公约》调整范围内，故适用《公约》。 应该说，这一做法符合《公约》要求和中国法律，也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案例有力地佐证。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29日判决的“美国联合企业有限公司诉中国山东省对外贸易总公司烟台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10]中，上诉人美国联合公司称合同应该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美国法，请求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原审法院援引《公约》作为准据法是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定，该案合同当事人营业地分处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和美国，应适用《公约》，支持了原审判决的法律适用结论。 （二）以《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为依据适用《公约》 《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