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清口述历史_中国期货业20年沉浮录.docVIP

常清口述历史_中国期货业20年沉浮录 常清口述历史 中国期货业20年沉浮录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12月29日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钟文倩 上海期货交易所本报记者刘曲摄 　　本报记者钟文倩上海报道 　　作为“舶来品”,中国当代期货故事的源头,近在1987年。此前,国内期货市场业已尘封了足足35载。 　　以1987年为界向前追溯,国人对于何谓期货及其功能的认识,几乎已恍若隔世,如一张白纸般苍白。 　　1949年6月10日,为了打击投机商人的投机倒把行为,上海市政府正式查封上海证券大楼；1952年7月,天津证券交易所亦寿终正寝,至此,包括期货交易在内的国内证券市场步入了全面冬眠期。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雷在神州大地隆隆响起。 　　正是肇始于该年,布满了阵痛、迷茫和利益纠葛,历经国家调整价格阶段、双轨制价格改革阶段和最终实行市场价格体制阶段的价格改革为国内期货业再次进入中国领导层的视野作了非常良好的铺垫。 　　这亦悄然开启了国内期货业重新“入世”的痛苦涅槃的新时期。 　　萌动:价格改革双轨制 　　要追溯中国当代期货市场的重生历程,不得不提及当时的大背景———价格改革。 　　所谓价格改革第一阶段的国家调整价格,即为相关主管部门根据测算商品的当时理论价格,得出一个数据,并按此来调整价格。依此,彼时国家先后放开了一些无关国民生计的小商品的价格。 　　尽管初步的改革取得了成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然而价格不合理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而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则是,造成了调价的连锁反应,致使出现了物价结构调整型通货膨胀。 　　正是在左冲右突无效的境遇下,1984年,价格改革双轨制登上了历史舞台。 　　所谓双轨制,即同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计划内部分实行计划价格,超产部分则按市场供求关系定价。由此,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格局轰然坍塌。 　　“双轨制走的是一条过渡性道路,它引导了价格改革逐步向市场经济方向迈进,我觉得这是官学商集体智慧的结晶。”彼时,参与价格改革的期货元老、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常清如此评析。 　　但问题亦相伴滋生。 　　由于是双轨制,又因为时处短缺经济,加上流通秩序混乱,环节多、渠道少,因此,商品的市场价格出现畸高症状。这让管理层再生疑窦———什么叫市场价格,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市场价格的体系又是怎么形成的。 　　于是,价格改革领导者们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了国外的市场经济国家,由此,艰巨的历史使命再次将期货市场拉入了中国改革者的考虑视野。 　　此时是1987年。 　　受到高层的委派,时年仅34岁的“国内期货教父”田源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同行者有现时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前副行长吴晓灵、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常清则来到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分兵突进学习考察美日商品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取经归来的田源、常清等人开始认为,期货是完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形成体系的“灵丹妙药”。 　　此时,美国培基证券有限公司亚太分公司(香港)副总裁杨亮瑜———国际期货市场的“传教士”———在中国政府高层的一次“布道”,则直接促使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期货市场问题列入了1988年的重点课题研究。 　　回忆彼时情形,常清称,“其实,杨当时献策,我们国家应该很好地利用期货市场来为对外进出口贸易来保值,利用期货交易,使国内贸易商不要吃亏,更好地发挥我们的集中优势,计划优势———他是从这个角度,而非针对国内的价格改革来讲的。” 　　与杨亮瑜异口同声、持同一观点的,还有当年在香港为中国对外贸易做期货套保的外贸部期货界元老陈宝瑛。 　　来自国内外的两股建议让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于1988年2月10日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主任马洪,“请考虑是否能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购销,特别是大陆蔬菜和猪肉,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 　　这一批示,连同同年3月25日李鹏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的发言一起,标志着在中国开展期货市场研究这一崭新课题应运正式确立。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成立 　　作为课题的具体落实者,供职国研中心主任马洪麾下的田源和常清等人认为,光靠国研中心一己之力,无疑显得势单力薄。 　　凑巧的是,当时与国研中心遥相呼应,国家体改委正好也在做期货研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联合成立了一家机构,名称定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下称“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田源任组长,常清司职秘书长,成员包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