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讲新数学的诞生程序.docVIP

第7讲 新数学的诞生 在此前的几讲里，我们通过向大家介绍古代的希腊科学和中国科学，并重点通过科学革命，其中包括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等事例，对科学的内涵、意义、作用、模式、及其传统进行了部分阐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各种基本问题的关注，往往是促成重大科学发现、推动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另外，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万物皆数”观念，遍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探索并构建的宇宙数学模型，直到上一讲我们提及的“笛卡尔之梦”，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为“科学皇后”的数学，对于整个科学的重要作用。伽利略的话，即宇宙“这本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已为我们所熟知。其实，在此之前，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达·芬奇也曾说过：“一个人若怀疑数学的极端可靠性，他就会陷入混乱之中，……人类的一切探讨活动如果缺少数学上的说明和论证，那就不能称之为科学。”正是在这种数学化思想认识的指导下，挣脱了中世纪宗教樊篱的科学活动，开始突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并为数学的复苏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动力。 代数学的新生 近代代数学的进展 人们习惯上将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视为代数学的始祖。“代数学”这一术语即来源于他的传世名著《代数学》（al-Kitab al-mukhta sar fi hisab al-jabr wa’l-muqabala。约820年）。该书所讨论的数学问题大都比丢番图和印度人所讨论的数学问题简单，但它在数学思想上有一处明显的进步：它探讨算术问题的一般性解法。而丢番图《算术》中所记载的数学问题，基本上是一题一法，而且多数需要依赖于高度的运算技巧才可获解。有人曾抱怨说，“研究了丢番图的一百道问题之后，人们还是不知道怎样去解第一百零一个问题”。 尽管花拉子米在其《代数学》一书中，运用代数方式处理了线性方程组与二次方程，第一次引进了移项、同类项合并等代数运算，并Ferro, 1465-1526）终于在此方向上获得了第一个突破。他发现了形如x3 + px = q (p, q 0)的三次方程的代数解法。1535年，意大利的另一位数学家塔塔利亚宣称自己还可以解形如x3 + px2 = q (p, q 0)的三次方程。然而，按照当时的风气，学者们多不愿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些方程的解法仍是一种秘密。1545年，一位米兰学者卡尔丹诺（G. Cardano, 1501-1576）突然出版了一本专著《大法》（Ars Magna），向世人公开了上述方程的解法。现在我们都习惯于将其称为卡尔丹诺公式。卡尔丹诺还在《大法》中收录了其弟子费拉里（L. Ferrari, 1522-1565）对四次方程的根式解法。因此，《大法》一书包含了三次和四次方程的解法。其中包含的四次方程皆通过一定的代换，转化为可解的三次方程获得根式求解。 在对三次方程的求解过程中，会出现一种所谓的“不可约”情形，这实质上是与复数的不期而遇。卡尔丹诺已认识到三次方程的复数根是成对出现的，并且三次方程有三个根，四次方程有四个根。1572年，意大利数学家邦贝利（R. Bornbelli）在其所著教科书《代数》中引进了虚数，用以解决三次方程的不可约情况，并以dimRq11来表示。在此基础上，荷兰人吉拉德（A. Girard）在其《代数新发现》（1629）一书中对代数方程的解作出了进一步推断：对于n次多项式方程，如果把不可能的（复数根）考虑在内，并包括重根，则应有n个根，这就是著名的“代数基本定理”。不过吉拉德没有给出证明。卡尔丹还发现了三次方程的三根之和等于二次项系数的相反数，每两根乘积之和等于一次项的系数等。这种根与系数的关系问题后来先后由韦达（F. Vieta, 1540-1603）、格列高里（J. Gregory,1638-1675）和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等人作出了系统阐述。 由此可见，对于代数基本问题，实际上也是当时整个数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之一的关注，虽然在最初只产生了一些零星的结果，但正是这些有限的进展，却成就了后来的数学发展，成为高次代数方程理论一系列漫长而影响深远的探索的起点。 代数方程的可解性 代数学的下一次重大进展，发生在19世纪初，对于整个代数学史而言，该进展可谓是代数学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就是群的发现。它是一代代数学家关注于代数方程可解性的基本问题而获得的最伟大的收获。 在此之前，数学经历了连续两个世纪的开拓与发展，到18世纪后半叶时，数学内部悄悄积累的矛盾已经开始酝酿着新的变革。当时数学家们面临一系列数学发展里程中自身提出的、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高于四次的代数方程的根式求解问题、欧几里得几何中平行公理的证明问题以及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算法的逻辑基础问题。 在19世纪初，这些问题已变得越发尖锐而不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