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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广昌汇聚成长力量：最真诚相信的最有力量 2010-11-26 11:06:00　来源: 《绿公司》杂志(北京)　跟贴 5 条 手机看股票 一个公司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它把握了时机，而是它刻意的选择和纪律。 ——吉姆·柯林斯，《基业长青》 “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紧密相连。”郭广昌说。 郭广昌 如果不是小平南巡，他不会想到去做商业，更不可能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之一。 宿命论者会认为他有天生的好运。他总能把握时机，从开始进入医药、房地产开发，到后来进入钢铁、矿业、零售、服务业及战略投资业务，再到主打中国民营企业中的第一投资品牌，这一过程都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对民营企业准入权和宽容度的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带来的机遇。 他和他所创立的复星公司也曾置身于误会带来的巨大阴影之下，媒体一度成为他们的敌人。然而他和他的创业伙伴们以坦诚化解了危机，让复星国际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在他看来，最大的敌人是内心的贪婪。每当遇到难题，他总会回到“基本面”思考。他有自己的原则。他相信“中国动力”，相信价值创造，相信互利分享。 郭广昌是中国新崛起的商业精英的代表人物。不同于在他之前创业的一代商人，他所代表的“92派”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这个时代有着更加浓厚的情感。他曾激情澎湃地在大学校园里大谈如何超越马克思，也曾立志去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大学毕业前，他开始意识到一次次的思想运动并不能使社会真正进步，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缺少一个重要的中间阶层。他认识到：“社会需要坚实的中产阶层，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工作者，他们是承担经济建设的主体，是创造社会资源的主体，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在打造自己商业帝国的同时，郭广昌没有停止思考。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问自己：复星难道只是为了赚钱吗？它存在的根本意义是什么？企业家的价值就在赚钱吗？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最终价值是什么？对社会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思考的最终结果是：对于企业来说，赚钱只是手段，是结果之一，但不是终极目的，企业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具体到复星，它的存在价值在于满足了社会对更多更绿色、更富有效率的企业和企业家的需要。 郭广昌找到了一种更加温和，更具建设性的改良中国的方法——通过“建设具备双向整合国际国内资源的全球投资平台”，优化资源配置，“帮助中国最好的创业型企业家和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推动中国乃至全世界商业文明的进步”。 这成了他做企业的意义。在郭广昌的身上，我们依旧能够辨识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抱负。他与企业家们交流理性、宽容、规范、透明、公平竞争、创业精神……他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略作修改——“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助天下”是他希望商业所能带来的外延。 成功之路 如果郭广昌混迹于浩荡的人群中，从他朴实、沉静的外表，人们可以断定他是一介书生，而非腰缠百亿的新生代富豪。 如果时光倒流18年，郭广昌和普通的大学老师没什么两样：朝九晚五，每天骑着自行车在两点一线间穿梭。郭广昌的发家赶上了小平南巡之后的中国第三次下海浪潮。政府对商业的鼓励，使得一大批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从党政机关、院校的岗位上下海，史称“92派”。冯仑、王功权、陈东升、田源等官员、学者都是这一批下海浪潮中的佼佼者。社会上一些人也将这一时期称为“儒商诞生期”。但当时所谓“儒商”，大多数不过是开一家小酒店的硕士和博士而已，并不包括资产规模的含义，简而言之就是有文凭和职称的个体户。 然而，仅三年之后，郭广昌不仅拥有上亿元的资产规模，而且成为商界最有前途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走了一条与普通“儒商”完全不同的路，迅速摆脱小本经营滚雪球式的资本原始积累，创造出年均十倍的增长奇迹，闪电般成长。他的成功在外人看来像是一个神话。 郭广昌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清苦的农民家庭。1967年出生的郭广昌赶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末期。10岁以前，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好好读过书。1977年，高考恢复，父母很认真地对他说：“现在不需要靠推荐了，读初中、读高中，你可以自己考了。”他们给了郭广昌很大的特权——不用拔猪草，认真读书就可以。 郭广昌的成绩一直不错，20世纪80年代末，他从省级重点东阳中学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时代，马克思是他的智力偶像，他整天琢磨的是“如何完成‘五四’未能完成的启蒙任务”，每晚与室友们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大学期间，郭广昌曾有两次骑自行车游历的经历——一次到北京，一次到海南。游历的途中，郭广昌边走，边调查，边思考，既感受了经济特区火热的发展势头，也看到了不少社会问题。 这两次游历给郭广昌很大的影响，他发现相对于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而言，经济基础才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东西。做官从政并不是知识分子“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