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隐秘的“抽屉”——以林白和东西为例浅谈“60年代作家群”的创作特征.docVIP

打开隐秘的“抽屉”——以林白和东西为例浅谈“60年代作家群”的创作特征 　　【论文关键词】民族国家文学；“60年代出生作家群”；私人叙事；东西、林白 　　【论文摘要】东西与林白的作品代表了在经历长时间民族国家文学之后，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60年代出生作家群”秉持着“私人叙事”的创作特征，在他们远离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无法抛却个人对历史的记忆。文学在他们手里的坚韧，也展示了文学的现在与未来。 在战火终于远离，大陆回归片刻安宁之后，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在文化心理咨询上却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印记。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的写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保留了民族国家文学的框架与建构。带有救亡主义时代特征的二三十年代文学并未彻底走出我们的文学视野，五六十年代出现作品中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开始延伸到将军事生活、战争胜利视作最美好、高尚的理想境界，甚至成为生活的全部追求目标。到了七八十年代，文学投身于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可以说，直到八九十年代，“寻根”小说开始展露出来“被政治权利话语和知识分子经营话语遮蔽的民间世界的信息”。 北大教授陈晓明认为，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在1987— 1988年。在这个年代我们终于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少有的对文学说话的纯粹姿态”。而此时活跃在文坛上的60年代生作家，作为80年代末期创作的生力军，终于树立了自我的美学原则，他们开始回避当代现实，如果说历史与社会发展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作品中的话，充其量大概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作家们宁可在语言文本或在极端自我和个人化的体验中表达那些极端感受，对现实的硬性表达的回避更成为众多作家的共识。 东西在接受《广西日报》的采访中谈到，作家得以被证明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对内心的秘密的“不隐瞒”。他将人的内心比喻为一个复杂的文件柜，上层放置的是大众读物，中层是内部参考，而最下层的是绝密文件，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就会不断向下钻探，直到使底层的秘密显现。作家最可贵的不是才华，而是勇气，就像卡夫卡敢把人变成甲虫，纳博科夫挑战道德禁令。 《后悔录》可以算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被革命剥夺一切的资本家后代的命运的故事。主人公叫曾广贤，青年时代因为被诬告强奸而投人监狱，他曾有无数次机会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但直到他步人中年已经失去性功能也未曾接触女性肉体。小说从他与一个妓女的交谈切人话题，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整个故事即他为错失一次次与女性亲近的机会而懊悔的叙述，在这个倒霉的人的不断后悔与自责中，小说揭示了政治革命给人的精神和肉体造成的无法弥合的创伤。所谓“后悔”，只不过是强烈的反讽，是作家刻骨而锐利的黑色幽默。 曾广贤的后悔，是悔恨，又是懊丧，既带有负罪感的自责，又带着无可奈何的遗憾。在曾广贤依然执迷不悟的后悔中，充满的不是怨天尤人的绝望，也不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悲剧气氛，而是对自我和历史所进行的双重嘲讽，充满着无尽的幽默和荒诞。他的人生被身体欲望的搁置弄得错乱不堪。最为懊悔的是对张闹，他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张闹弄到手，但结果却成为一个被诬告的强奸犯，不只是身体，而是心理咨询和性格的变态和扭曲。在庞大的政治压抑下，身体的机能发生了严重的错位，人已经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无法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人来看待。这个在后悔的名义下展开的对自我命运的反省，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深刻审视，小说也正是对强权政治压抑和摧毁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有力揭示。作品的幽默也恰恰就是建立在人的真切伤痛之上，那些痛楚不是外在的，不是可以装腔作势的。作品又让人联想到同样从身体的创伤来表达历史带给人的不可抗压力的张贤亮，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是从身体机能的障碍来表现人在政治强大压力下的困境与无法突围的生活景状。较不同的是，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最终通过政治的治疗，即对《资本论》的阅读和抢救集体财产而获得机能的回复，重新成为历史主体和承担者。只是，曾广贤的苦难不可弥合，错过的永不再来。 曾广贤后悔的，是他从未体验过幸福，是他幸福的终不再来，是生活与历史的荒诞消除了幸福到来的可能性。曾广贤只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小人物，他只是顺从命运，被强权欺压，但仍扛不住欲望涌动的人性。回首自己的一生，他所有的希望都落空，连最基本的人性欲望都丧失了，而导致这一切失败的根由竟在于自己的“愚蠢”，是他的“过错”导致了幸福的擦肩而过。东西的这部小说写出了在特殊年代留下的中国式创伤，并显得如此可笑，让人们在几近荒诞的阅读快感中，看到人的身体最真实、最深重的绝望。他的其他作品《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痛苦比赛》、《不要问我》等，也显然不是要强行追究历史的本质，他只是让人物在真实又荒诞的历史情境中历经种种苦难，也正是通过将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端，才把人物的性格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