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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太平天国” 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曾经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顶峰，曾经备受史学界的推崇，追求“人间的天国梦的太平军起义是中国农民斗争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在“革命史观”的年代，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三次涌起的革命浪潮。当下的研究成果中，对太平天国这段历史，我们对它更加客观理性的看待。无疑，1851年至1864年席卷中国大片江山的战争，不只是19世纪破坏激烈的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死伤最惨烈的战争。这十四年期间，至少有两千万人因为这场战事及它带来的恐怖饥荒和瘟疫而丧命。 关于太平天国的起因，客家人的因素与太平天国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客家人是中原人民南迁的产物，从西晋到唐宋年间，中原地区大规模战乱时，就有大量民众纷纷举家举族南迁。经历一次次南迁移民，最后集中于赣南、闽西于粤东北交界连绵的山区，经过数百年的变迁，形成客家人族群。 客家人的自身强烈的认同性，一直保留着聚族而君的形态，客家话是其主要认同的标志。客家人强烈的内敛性，团结互助，这种内聚的向心力，使得客家人以数世同堂的大家庭为传统。古代中原人南迁后不时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土客之争”。金田村所在的桂东南紫荆山区，就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洪秀全是科举的落第秀才，在广州得到传教士梁发的《劝世良言》后，在落榜后神志恍惚，举止癫狂，被书中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吸引，决意另闯一条人生之路，劝说村民和他们一起敬拜上帝。冯云山在地处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传教，吸引大批贫苦农民加入。烧炭工杨秀清在拜上帝的信徒中拥有代天父代言的特殊身份。在洪秀全身边，逐渐形成了由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领导层。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客家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正是以客家人在内的广大贫苦民众，不堪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奋起反抗，在洪秀全的鼓动之下，同仇敌忾去追寻共同向往的天国。 人口急速的增长对激化矛盾，加剧农民起义高涨的重要激素。正是在人口众多、封建压迫日深的形势下，随之而来的是农民起义的高峰。在“康乾盛世”的时代，安定的社会秩序下，人民得到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人口得到急剧增长。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封建统治阶级及其附属阶层的人数必然增多。地主阶级为维持其奢侈淫逸的生活，随着人数的增多，必然加紧和扩大对农民的剥削，兼并之家日多，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由自耕农变为佃农、以至失业游民，激化了阶级矛盾。 1851年1月，洪秀全号召拜上帝教的信徒赶往金田村的“团营”，集结近万人的队伍，秦日纲和石达开的矿工也参与其中（这些矿工在后来的攻坚战中，大显身手），金田起义爆发。在客家人的历史上，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寻求新的生存地，需要同舟共济，齐心协力。这在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起义中都有体现，一是圣库制度，凡参加起义者不论多少，均将私产变卖交公，建立圣库，全体起义者日用所需均由圣库供给，力求平均。二是男女别营，凡参加起义者包括夫妇在内，均按照男女分别编入男营女营集体行动，“虽夫妇不许相见”。在天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中，同样反映了客家人渴求有一块立足之地和生存空间的鲜明色彩，要求建立“有田同耕种，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平均，无人不保暖”的理想天国。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势如破竹，连败清军，永安建制后，组织严密的太平军很快攻入湖南，连克江华、桂阳、郴州，奔袭长沙。太平军在进驻岳州，当地的渔民、船夫纷纷加入，被组编成“水营”，从此大平军有了一支水师，大大增强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军的能力。太平军乘胜攻克武昌，震惊中外，紧接着太平军顺江直下，直取南京。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洪秀全宣布南京改成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都城，形成与清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又占领天京外围的重要城市作为屏障。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攻克镇江，进占扬州。太平天国的水师游弋江面，把天京、镇江和扬州在军事上连成一片，互相策应。1853年5月，太平军领导北伐，林凤祥、李开芳率领；咸丰帝急令僧格林沁和胜保拼死抵抗。太平军的北伐最终因孤军深入，缺乏后援而失败。赖汉英、曾天养领导的西征开始，目标是控制长江中上游各省，以确保天京的安全。石达开指挥的“湖口之战”，打败湘军水师，率军西进，克复武昌，控制长江上游。 天京城内，太平军内部高级将领的矛盾不断激化，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在恣意享受。洪秀全等人妻妾成群，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诸王占有财物。主持朝政的杨秀清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甚至连洪秀全也不放在眼里。1856年6月清军江南大营攻破时，杨秀清威逼洪秀全将他从九千岁加封为万岁。太平天国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激化，洪秀全密诏在前线的韦昌辉和石达开带兵回京诛杨。正在江西督战的韦昌辉，深夜赶回天京，严密包围东王府，大开杀戒。韦昌辉，假借天王旨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