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合同管辖法院.docVIP

PAGE  PAGE 25 代理合同管辖法院 司法实务中，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存在大量的管辖权争议，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未颁布前，合同纠纷案件管辖的法律规定不明确且存在法律适用的争议。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的《民诉解释》明确了合同纠纷管辖法院确定的一般规则，具体阐述如下： 一、《民诉解释》颁布前确定合同纠纷管辖法院的现状 我国法律最早对合同纠纷管辖进行规定的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该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或者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其后民事诉讼法将合同纠纷管辖规定为：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住所地的确定很少产生争议，但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因法院对于法律理解的不同出现诸多争议。 （一）程序法与实体法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不统一 程序法和实体法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相差甚远，存在很大的脱节。 民事诉讼法对于合同履行地没有具体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至22条只是对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等五种合同的合同履行地进行了列举式规定。最高院对于合同履行地也作出了大量的批复、复函、通知。但上述这些规定是不完全列举，没有涵盖合同的所有类型，同时内容庞杂没有规律可循，甚至出现了最高院批复前后矛盾的情况。 《合同法》等实体法则对合同履行地进行了具体规定，《合同法》第62条第3项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合同法》根据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分配和履行确定合同履行地。 （二）司法裁判中的混乱 由于程序法未对“合同履行地”进行定义，实体法对“合同履行地”作了具体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合同履行地管辖争议案件时，存在能否当然援引实体法中“合同履行地”解决程序法管辖问题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援引实体法中“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即对履行地点约定不明确的合同，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履行地。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可援引实体法中“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原因在于：实体法上的合同履行地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确定性。当事人是因合同纠纷才诉至法院，合同履行地也是实体审查的一部分，在法院作出裁判前，合同履行地无法确定。二是合同履行地具有多样性。实体法合同义务的履行地，包括主合同履行地、从合同履行地、书面约定的履行地等等。两种观点的差异导致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关于合同履行地管辖权异议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断出现。 二、《民诉解释》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民诉解释》确立了一个简便的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即以程序法的规定为原则结合实体法内容，确定合同履行地。 （一）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