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系历史.docVIP

历程篇 第一章 筚路蓝缕 以启伟业（1927-1936） 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创立伊始，就在严修先生和张伯苓校长“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思想指导下，设立了文、理、商三科。 其中商科包括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和商业组织三个学门（系），同时在文学院另设有经济系。 1926年6月，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何廉先生，来到南开大学任教，由此揭开了南开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教育新的一页。 在耶鲁读书时，何廉曾经师从亚当斯（T·S·Adams）、岱（Clive Day）、费舍（Irving Fisher）和凯勒（Albert·G·Keller）等著名教授攻读经济学和社会学,更在1923-1926年间长期协助费舍教授从事商品价格和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调查和编制工作。 1925年9月，何廉在亚当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西方国家的收入税管理（Income Tax Administr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的学位论文,并于次年获得博士学位。 在归国的途中，何廉收到了来自暨南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两份聘约，前者所承诺的薪酬远高于南开，但后者处于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地区，因此，经权衡之后何廉毅然决定接受南开大学的聘约，任商学院的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承担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任教南开之初，由于教学任务繁忙和经费困难，何廉一方面抽出时间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对中国主要大学的经济学教学进行考察分析；另一方面利用课余时间，先后私人聘用和指导两名半工半读的学生华文煜和李惠灵，开始了对上海、广州物价指数的统计计算和绘图等工作，这些成为以后南开经济研究许多研究工作的开端。 1927年春，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陶孟和教授，以在南开收入两倍以上的高薪诚邀何廉前往北京，主持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部的社会经济调查工作。 而何廉本人当时则更希望能继续留在南开，以将教学与研究并举，使两者相辅相成，也可在学业和工作两方面同时培育青年学生。由于陶孟和曾是张伯苓校长在严氏私塾最早的五名学生之一，同时又是当时南开大学的校董，因此何廉找到张伯苓征求他的意见。张校长一方面答应亲自出面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张也是该基金会董事之一）和陶孟和代何廉婉辞，一方面接受了何廉提出的建议，即在南开建立一个性质与之相类似的、不属于任何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进行有关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 1927年9月10日，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初名“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八里台本校的秀山堂，由何廉担任委员会的主任导师，下属两名研究助手和几名调查员。委员会以“为我国社会经济问题做实际解决之准备，兼谋我国社会科学之发展”为主旨，是我国高等学校中的第一个专门的经济研究机构。 在资金方面，由张伯苓校长从南开大学1927-1928年度预算经费中拨付现洋五千元作为开办费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也同意在1927-28年度给予了四千元的资助，加上何廉从耶鲁毕业前接受老师费舍教授所赠予的五百美元，就有了近一万元的研究经费。 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初期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学教学的合理化、物价指数的编制和对工业化等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 经济学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留有很多空白和不足。何廉在回国之初对国内经济学教学的考察过程中，访问了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了解到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 这些大学中担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大多是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他们使用英美的原版教材，或者将这些原版教材择要译成中文讲义。但由于薪俸微薄，这些教师大多在两个以上大学中兼课，甚至兼任京津或沪宁两地的课程，教学负担沉重，无暇研究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难以对教材或教学内容加以更新、补充和修订，因而只能年复一年的照本宣科，讲的全是西方国家的一般情况，与中国的国情不相联系，所有这些大学中连一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和组织情况或农业经济学的课程也没有。 在课程的设计上，大学生进校第一年就进入专业的主课，在随后的学年中，学科越分越细，最后分到很微小的范围，他们所学的课程门类太多，每门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加上每门课本身的教学内容往往又都是非常肤浅的泛泛之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后，往往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此外，国内大学的图书馆设施普遍不足，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缺乏经验记录和实地调查。 何廉认为，如果一位教师在教课中不能探讨他执教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那不过是空谈而已,作为一个受西方教育的洋学者，首先必须经历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深入中国实际，了解国情、解决难题，然后才能引导学生学会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他们所遇到的更多的实际问题。 因此，他在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