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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院退查权的废除看法检权力的重置 从法院退查权的废除看法检权力的重置发布日期：2010-08-26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摘要】法院退查权的废除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但在原有的诉讼模式、权力架构没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单边的权力革除也使法院在部分案件审理和裁判中进退失据，艰难抉择，以至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本文从法院退查权的废除入手，试图揭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法检两院权力配置的失衡及其严重后果，并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法院退查权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基本原则的制度化体现，是法院对检察院监督制约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刑事司法理念和具体制度的更新调整，法院退查权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被废除。但是，在原有诉讼模式、权力架构没有得到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退查权的废除也使法院在部分案件处理过程中进退失据，以至威胁到司法公正。笔者以为，司法实践与立法意图相背离的根本原因，是司法权力在法检两院配置的失衡。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从进一步改造刑事诉讼模式和完善相关制度入手。 　　一、废除与缓冲：法院退查权的演变及其理论根据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这是法院退查权的立法依据。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这一规定，将法院受理案件时的事实审查变更为程序审查，即对于检察院起诉的刑事案件，只要满足了有关的形式要件，即应当开庭审理。自此，法院退查权退出了刑事诉讼的历史舞台。 　　法院退查权的废除，使法院受理案件时的实体审查变更为程序审查，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法院对检察院起诉案件的监督从事前监督变更为事后监督。这一制度变革可以说是立法者在深刻检讨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控审不分、相互推诿扯皮、被告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等弊端后的果断抉择。其科学性在于：从理论上符合控诉权与审判权相分离的诉讼原则，更有利于检察院和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法院如果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应当做出无罪判决，而不能以退查的方式将责任推给公诉机关。新的权力配置强化了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可以促使公诉人主动、及时、全面地搜集、查实和固定证据，提高诉讼质量和效率，减少证据的缺陷。 　　为了适应法院退查权废除后新的刑事诉讼模式和制度安排，解决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后的司法解释又赋予法院若干补充性和替代性权力。一是起诉材料审查权。根据《六机关规定》第3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解释》）第117条，法院应当对检察院移送的起诉材料进行审查，对于检察院移送的起诉材料不符合程序和形式要求的，法院可以区别情况退回检察院、不予受理或要求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材料。二是证据材料调取权。根据《六机关规定》第41条和《刑诉解释》第158条，法院向检察院调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或者根据辩护人、被告人的申请，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材料，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3日内移交。三是补充或变更起诉建议权。根据《刑诉解释》第178条，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应当建议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四是补充侦查建议权。根据《刑诉解释》第159条，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起诉和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建议检察院补充侦查。 　　以上权力特别是补充或变更起诉建议权的设置，其初衷无疑是设置一个缓冲空间，避免法院与检察院因对案件认识不一致而导致的冲突。但是，这些缓冲性权利的设置无法替代法院的退查权。四项权力中，虽然被纳入《六机关规定》中的两项权力对检察院具有一定约束力，其余两项权力都仅在最高法院制定颁布的《刑诉解释》中加以规定，其效力并不能及于与法院平行的检察院。也正因为如此，两个条款都没有规定法院行使此项权力后，检察院应当如何配合。这样的权力即使不是形同虚设，其行使以后的效果如何也可想而知。 　　二、坚持与妥协：退查权废除后法院的两难抉择 　　理论上法院退查权的废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但是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却产生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法院和检察院所站的立场不同，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也完全有可能不同；当法院对基本事实的认识与公诉机关不一致，或者认为证据存在瑕疵时，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不管是作无罪判决、有罪判决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