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docVIP

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 很荣幸能到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来做讲演。其实我本来是不敢来的。在我的经验当中，在现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你们思想史研究室这个群体，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十来个人，人不多，可是有一种凝聚力，有一个共同的科研方向。我一直希望能组建这样一个学术群体，可是始终失望。你们这是个很好的地方，所以我就来了。 讲经典诠释，我是班门弄斧。不过，跟大家讲真话，谈一谈几十年来我在经典诠释方面的一些探索和感到的困惑。确实是困惑！说不上什么体会或心得。 本来，按我的研究思路，在研究完玄学以后呢，就要研究易学史。在易学史方面，我搞了先秦、两汉、魏晋，搞了宋代，王弼、朱熹我都写了。吕大吉要我参加他的一个课题，我怎么推也推不掉，结果又花了三、四年时间，一下从中间打断了。我分的课题是中国宗教和中国哲学的关系、中国宗教和中国伦理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大家现在热烈讨论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定要从源头上来看中国的哲学。现在有人说中国哲学史不要叫中国哲学史，要叫中国思想史，或者说中国就没有哲学。几十年来我一直反对用西方的模式来看中国古代文献，所以我就追本溯源，写了一篇《夏商周三代宗教》，姜广辉很有魄力，把我这篇八万多字的文章拿到《中国哲学》一次发表出来。我的目的不是搞三代宗教，而是探索中国哲学的源头。而且后来我也写了好多文章来和西方哲学的源头比、和印度哲学的源头比。是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源头。我是利用《尚书》、《诗经》这些原典来做解释，实际上就是姜广辉的麾下。（姜广辉：不敢，不敢。）“经学今诠”嘛！我就是重新解释这些经典。完了之后呢，就写《春秋思想史论》，我也很感谢王中江，把我这篇长文章分两期发表出来。后来又有一篇在《文史哲》发出来。我的目的是搞一个用中国本土的语言，用中国的话语系统，写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和希腊、印度相比，具有一种三足鼎立的“合法性”的地位。 后来我写了个序言，发了点感慨。我现在七十多了，回顾我走的道路，这一辈子不断地画逗号，始终不能画一个句号。现代文学馆找了块大石头，上面画了一个逗号，表示现代文学从鲁迅到现在一直是逗号，没有句号。那么我们搞哲学的人，能不能画一个句号呢？我就是不断地画逗号，这就感到一种悲哀。这个悲哀也涉及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哲学和哲学史、思想和思想史的问题。我问我自己，我搞的是哲学还是哲学史呢？搞了一辈子，无非搞的是哲学史，没有搞哲学。搞思想也是，我们搞的是思想史，不是搞思想。就我来说，我没有哲学，我没有思想。人生的悲哀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悲哀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五十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绝对不要狂妄地想做个哲学家，你只能做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宣传家。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谁想在班上做哲学上的发展，一个个都被批了。我们现在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定位。我反复考虑了，我一辈子一直画逗号，不断地画逗号，无非是做一个哲学史家，还不一定做得成哲学史家。（姜广辉：我插一句。我去法国，人家向我介绍一位学者的时候，都有个头衔，这位是哲学家，这位是语言学家，一个大学里不是这个家就是那个家。都是先说是什么家，再说是某某教授。哲学和语言学在法国有很高的地位，当个哲学家很受尊敬。他们首先是哲学家，而不是首先是哲学史家。那个意识非常强。中国人你说谁会介绍哪位是哲学家？） 你说的是外国的情况，那比较正常，那是另外一个语境，我说的是中国的语境。中国的语境，这里面真是有辛酸、有困苦。那个时候是绝对不能让你当个哲学家，连个哲学史家都不敢说，只是一个哲学史工作者。为什么呢？因为哲学只能是少数人搞的，国家领袖才能搞。至于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改革开放以后，跟西方一接轨，头衔变得不一样了，比如说，李泽厚，现在介绍是哲学家；王树人，却是哲学史家。我就不知道李泽厚和王树人有什么不一样。这里头有个褒贬，哲学家是高的，哲学史家是低一等的，哲学史工作者比哲学史家还要低一等。 我们现在从学理上说，一个哲学家，他如果离开了哲学史，绝对不能成为哲学家的，因为哲学是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你已经进入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到了这个时候，你得把前面的东西读一遍，想一遍，你标新立异，完全反对前人也可以，但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诠释得来的。一旦你自己搞出一个哲学体系，成了一个哲学家，马上你就变成了哲学史上的某一个人物。比如黑格尔，他写了《哲学史讲演录》，那是个哲学史家了，可是他背后有个精神现象学的理论在里头，他就成了哲学家了。这二者是交叉的，哲学史和哲学二者之间绝对不能画出个界限。不然有很多人写了哲学史，就是成不了一个哲学家。那是怪他呀。他是“照着讲”，不是“接着讲”。（姜广辉：张立文先生最近提出：要“自己讲”，“讲自己”。）不对。自己讲，讲的什么？这话我可以当面跟张立文说，不是背地里说的。离开了哲学史来讲是不行的。比如你讲朱熹，讲的就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