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根论文-新文化的另类可能：《晨报》及其副刊的道路抉择.docx

新文化的另类可能：《晨报》及其副刊的道路抉择 王天根 （安徽大学 合肥 230039） 提要：新文化运动早期针对国内尊孔复古，后也与研究系梁启超等欧游所发西方文明破产论密切相关。后者是在渐进的进化框架中强调思想启蒙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有别于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框架。有着今文经学背景的梁启超等创办的《晨钟报》及其易名《晨报》反映了研究系立宪改良的政治诉求，但作为报人的梁启超深受西方专业主义等报学思想的影响，《晨报》又兼有公共舆论平台趋向，这其中可见梁启超或显或隐之影响。曾为研究系核心人物汤化龙私人秘书的李大钊一度主持《晨报》副刊，时人名曰激进，此反映了研究系等在新文化语境中开放的精神，而随着北洋政治进入常规运作，梁启超等倡导的思想启蒙包括以新小说等文艺方式改造社会的思想受挫，此时《晨报》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展示多种声音的平台。《晨报》副刊主持人孙伏园及其背后的鲁迅的筹划，意味着中国社会改造中文艺批判色彩愈加浓厚，此在《晨报》副刊上有着鲜明的投影。与此同时，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代表留学欧美派进而对孙伏园、鲁迅这一派取而代之，以自由主义者身份掌控《晨报》及其副刊，他们提倡个性独立与解放，强调文学审美的纯粹性；文艺须从改造社会乃至政治评判中剥离。《晨报副镌》步入了西方文学在中国原创性阐释的阶段。这显然超越梁启超等研究系所谓“新小说”等文学风格。新文化语境里中国文学，与政治时局多有回应，且又有着思想启蒙重任。面对军阀混战下中国社会何去何从，诸多负荷下《晨报》及其副刊站在“问题与主义”的十字路口，无疑有着自己的犹豫与彷徨。时隐时现的新文化的另类可能性再度进入舆论议程。 报刊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多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相依随。十七到十九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空间上出现大分化。西方社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迅速崛起，重功利、讲效率，突破封建制度的藩篱，商品与资本以不可遏制的发展态势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飞跃是人文精神的重建。十五世纪末以“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为主题，诸如肇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十六世纪席卷欧洲各国的反对神权专制，要建树富有人道精神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等，标志着思想解放大潮的涌动，预示着人类历史将要告别中世纪，重建自己的生活秩序与社会理念，向近代社会转型。在东方，中华帝国以它特有的社会结构、功能依旧蹒跚在农耕社会的故道中，自诩为“天朝大国”，遏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地理大发现在空间上导致东西方文明整体性的碰头，特别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使得东西两半球的汇合指日可待；麦哲伦航线在时间上宣告人类社会孤立、闭塞而又相对和谐的格局的结束。西方工业文明相对东方的农耕文明而言，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这就无形中决定了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以暴力征服而揭幕成为可能。以资本与商品为核心的近代工业体系带着它们血淋淋的足迹迈向世界各个文明据点。这也从侧面说明人类告别中世纪并向近代转型付出的血腥代价。中国是世界文明轴心时代四大据点之一，中国传统社会在权力结构上呈现金字塔型。塔尖是皇权，皇权来自上天，有天子之谓，故“敬天明德”是中国统治哲学重要的学理依据，天赋神权也是传统社会民众思想中重要理念。皇权之下是官僚系统，其次是芸芸众生的社会基层。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在近代遭遇历史的困境：亦面临西潮东渐，整个社会秩序在西潮的冲击下渐次离散，逐步地沦落为半殖民地。整个国家面临社会重心的重建。西方强国多是中国学习的对象，首先是英国代表的欧美，近代中国人认为欧美代表的西方掌握了富强的秘密；再次是中国东邻日本。其明治维新的成功亦成维新运动效法的对象。中国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分别向英、美等国，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通过留学生及译著等，国人开始对西方社会权力结构的模式及其学理依据有所认知，诸如国家权力来自民众；民众以社会契约的方式让度部分权力给政府等，但政府需向民众负责；国家元首的权力也源自民众，而非天赋神权。总之，西方列强是近代中国的学习对象；西方社会的社会理念及其秩序也是国人模仿的对象。这从近代中国报刊的话语表述中窥知大概。 问题是欧战爆发。西方列强之间因发展不平衡而需要重新调整瓜分世界的版图；西方繁荣经济并没有解决贫富日益悬殊的伦理危机。西方社会的重心也面临重建，西方内部矛盾的释放多试图藉对外重新瓜分世界版图来实现。欧战使得一些以“师夷长技以治夷”为趋向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又将目光收回到中国传统的官方哲学儒家。而袁世凯独裁之下的孔教复兴无疑是为复辟帝制招魂。中国社会重心寻找与重构无论从思想理念还是就社会秩序而言，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其时报刊舆论在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简言之，在中国社会框架的重构或稳定中，以学人论政为旨趣的政论性报刊举足轻重。 一、安福系及研究系政见两歧与《晨钟报》易名旨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