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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篆刻---徐正濂 2010-06-17 13:50:56|??分类： 徐正濂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我和篆刻结缘，并且僭了个篆刻家的名号，现在想起来，是画虎不成的结果。 年青时太有闲，有闲就怕混入坏道，父亲带我到画家张大壮那里，想跟他学画。大壮先生不好多事，其时又正自危，支吾着没答应。现在觉得，恐怕还因为那时咱根本不知道国画是怎么回事，而父亲像现在的家长一样，总好把孩子往名家那儿带，不明白大学教授是教不来小学生的。那年我二十岁，想想人家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咱们真是晚熟。 学画不成，父亲又带我到同里弄的田桓先生处学书法。田老先生字寄苇，湖北蕲春人，是老“同盟会”会员，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过去抽大烟，倒担任国民政府的禁烟局长；后来不抽大烟，改抽香烟了，人民政府却没让他去管烟草公司，让他进了市政府参事室，每年两次见报：11月12日和3月12日——中山先生的诞辰和忌日。现在写字的人不太知道他，但如果去翻翻那本有名的《书法大成》，便可以发现他排在沈尹默之前。而解放前他的润格也确在沈尹默之上。老先生早先写颜字，后来改写赵孟俯，而其特点也就是能熔雄健和流美于一炉，能写带颜味的赵字，很不易。老先生喜欢下围棋。我那时年轻，不懂得该让师傅高兴，和他对弈总是尽力搏杀，到盘面复杂时，他脑子不行了。那年他已经八十岁，他说他只能下“卫生棋”，后来不和我手谈了。但他一点儿不生气，不下棋一点儿不影响他教我写字，也不影响他教我稀奇的东西，比如信写完了，表示没有下文了，可以写“左冲”之类。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钱，那时候的回忆很温馨。 后来田老先生说，我以后教你画画，你可以先学刻印，我给你介绍钱君淘。我是到那时才听说“篆刻”这词，更没想到一发便不可收。 人生真是偶然，当年有多少农民，只因为吃不饱饭，一跺脚跟红军走了，后来当了将军。今天又有多少农民，行窍被人发现，惊慌中出刀，转眼间成了死囚。为将为相，为盗为娼，往往决定于一步之内。行年四十八，我现在体会赵之谦说“与父母生我之意大悖”，不是故意玩深沉的。 钱君taｏ先生教篆刻大体上是私塾式的，这个好，那个不好，不作太多的分析。他每刻一印就留下印蜕，过些时我去取来十几方照着刻。都说学老师没出息，但在开初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审美能力，跟着老师走既简易也正常。一段时间后，我辗转托人到香港买来钱先生所著的《中国玺印源流》。钱先生说，这才有办法。 大约有四五年，我从学钱先生开始，陆续涉猎了之谦、黄牧甫、陈巨来、吴昌硕，还有浙派，当然都不深入。你的认识水平达不到，实际上也很难深入。但反过来，你的实践能力是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成长，极少能能彼弱而此强。其他艺术门类我不便多插嘴，孤立地就篆刻言，我那时不相信，现在更不相信，现在更不相信不刻而能很懂的神话。我开始有比较自主的审美意识，或者说有了一点艺术上的激动，是在接触来楚生篆刻之后。我将临摹来楚生的作品给钱先生看的时候，当然也是有点不安的，毕竟来楚生是老师同辈的“时人”。但钱先生没有丝毫不悦，他说：“好的，好的，来楚生是好的。”他将来楚生为其所刻都钤给我，但并未在具体刻法上给我什么指示。也许他不能。不能而不施之于你，正是他明白的地方。名师未必就是明师，名而不明不如明而未名。我的幸运是碰到两位明师。　　我在来楚生篆刻上花的功夫多一些，1988年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我投的便是学来氏风格的作品，那方“神龙见头不见尾”不刻“尾”字，玩了点这样，得到同行的注意。有了个好开端，以后我就像现在的篆刻青年一样，留意报上的征稿启事，绞尽脑汁地想内容，反复地刻，一次次地投稿。这当然很幼稚，但却是我当年学习篆刻的很大动力，可以说我的篆刻就是伴着一、二、三、四四届篆刻展，五、六、七三届全国展，三、四、五、六、七五届中青展成长的，充满了功利性，也充满了挑战，因为你不能用上一届的内容来糊弄此届的评委，你也不能老一个样子面对读者，你必须得有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必须得经受评先的考验。我觉得这种直接的竞争压力比书斋里的静修有效，因为截稿期是定了的，有一种倒计时的紧迫感，你必须全力以赴。 对我篆刻思想有较大影响的，还有吴让之和齐白石。我极佩服吴让之晚年那种若不经意、挥洒自如的刻法，那是一种技巧极为熟练以后的放松，看似不经意，但一笔一画都落到好处。不过我不模仿他的“披削”刀法，因为那只是手段，模仿手段固然可以更快接近原作，但也容易在极力模仿中形成线条的程式化，何况我并不想成为吴让之第二。我极欣赏齐百石的大气磅礴而不粗野。大气是我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齐白石的大气得力于其独特的线条和文字结体，我既不能模仿他的线条，又不能模仿他的结体，我必须以其他的方式接近他的磅礴大气。我不知道这种方式在哪里，没人能告诉我哪里。 篆刻是一条终生摸索的道路，现在我摸到一半，前路依然黑黑的。艺术道路上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