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中国学派前路的思考.docVIP

评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符号学：建立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谭光辉 ? 赵毅衡历时四年写成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为中国学者进入中国化的符号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宽敞的大门。该论著集西方符号学研究前沿成果之大成，汇各应用符号学之精髓，结合当下文化形态与中国国情，演绎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符号学体系模式，推动了理论符号学的发展。 当代西方学术有四个重要的理论支柱，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其二是精神分析，其三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其四是形式论，形式论最重要的分支学科就是符号学。中国当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同样以这四个理论支柱为根基，实为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引入和运用。除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充分的中国化色彩之外，中国学派的其余三家均未能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加入领跑者的行列，让国内学者深切感受到“失语症”时代已经到来。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拒绝加入与世界学术的对话显然并非明智之举，建立全面民族化的学术体系未必是治疗失语症的灵丹妙药。因此，如何站在西学前沿，结合中国文化自身特点，有效推进世界学术发展，才是中国学人应该着力思考的问题。中国传统学术不乏关于符号学诸问题的讨论，但却没有一个纯理论性的符号学科产生。中国符号学研究仍然处于向西学引进的阶段，中国文化内部的诸多学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产生的力作。 形式论在中国的发展，赵毅衡在《形式论60年》中说得很清楚[①]。与形式论大潮相比，符号学的引入显得不成规模。1980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翻译出版。1985年，张晓云翻译日本学者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甘阳翻译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瞿铁鹏翻译英国学者霍克斯（Hawkes.T）的介绍性读物《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董学文翻译巴尔特《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李幼蒸翻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三联书店）。1988年，李幼蒸翻译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由三联书店出版，开始掀起符号学理论著作翻译的热潮。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翻译过来的重要符号学理论专著包括司格勒斯的《符号学与文学》（1988）、吉罗《符号学概论》（1988）、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88）、艾柯《符号学理论》（1990）、波利亚科夫《结构—符号学文艺学》（1994）、高概《话语符号学》（1997）等等。翻译过来的符号学论著看起来不少，实际上并未让符号学在中国形成系统性影响，《皮尔斯文集》至今未被翻译，仅涉及很少符号学论文的《皮尔斯文选》迟至2006年方被翻译出版[②]。在西方符号学理论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符号学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在20世纪90年代，仅有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和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可以算是立足中国文化的本土化符号学研究。前者结合西学理论，以中西文学为基，开中国本土符号学研究之先河；后者贯以“符号学”之名，实为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文学、文化之综合研究，离符号学研究之本质尚有距离。21世纪，在一批学人的努力推动之下，更多的符号学理论著作被翻译介绍，虽有胡壮麟、丁尔苏、王铭玉等人对语言符号学的推动，但自成体系的中国本土化符号学研究仍然乏力，中国学者的符号学研究多为符号学理论的应用和对西方符号学研究的整理，这就使得中国符号学研究未能加入全球对话，尚未能从理论上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毅衡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基本原理 该成果以符号学基本问题为中心，系统地梳理了西方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在这些成果基础上进行了发展性的论述与推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符号学没有提出超越索绪尔、皮尔斯、卡西尔、巴赫金的新模式，成果主要是对这些学派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与运用、与其他学派的跨学科融合，于理论符号学自身发展并无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符号学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消弭了符号学自身的独立性，符号学成为公用工具却未能有效地独立发展，是西方符号学研究面临的一大瓶颈。受制于文化体系内部的先天性困境，西方纯理论符号学难以为继，这就为中国学者加入纯粹符号学理论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符号学四体系各有优长，如何将其精髓贯通使其成长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公分母便显得极其重要。中国学人对符号学的体系性梳理不能受制于西模式，而是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批判、发展的眼光认真对待这些基本问题，《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为我创造了很好的范例。 上编把符号学理论分成十个基本问题：符号构成、符号过程与不完整符号、任意性与理据性、符号表意、媒介与渠道、伴随文本、双轴关系、符号解释、符号修辞、符码与元语言。下编是在基本原理之上的发挥阐释与符号学理论创建。这些基本问题沿符号表意过程展开，涉及符号传递过程各方面。这一展开模式与西方符号学派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