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非政府组织理论基础解说.pptVIP

2.3 治理理论 2.3.1 治理理论的背景 （1）传统公共行政面临挑战 马克思·韦伯的科层制理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日益暴漏出弊端。 （2）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存在 （3）众多社会组织的蓬勃成长 2.5.1 国内学术界对治理的研究 大致上，国内的治理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治理理论的介绍和引入。 俞可平等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收录了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斯托克、库依曼、杰索普、罗茨等人的著作，由此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对于治理理论的强烈关注。俞可平随后对公民社会研究与治理研究进行“合成”，体现了作者在中国政治制度演进路径和公共管理变革模式的见解。 孙柏瑛的《当代地方治理一一面向21世纪的挑战》，书中对纷繁的治理及地方治理理论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但回避了对中国的地方治理问题的讨论(孙柏瑛，2004)。 （2）对治理理论的“中国化”阐释 从传统官僚模式出发考察当前我国治理。(娄成武，张建伟，2007) 压力型体制下的政府(尤其是低层级政府)的运行模式通常是围绕各种指标，多数为量化的指标层层进行分解、派发、落实、评估，这是市场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合同契约”关系在国家政治社会中的一种渗透，(杨庆东，2002)而在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外包等形式把部分生产公共服务的职能转移给企业等市场主体。(田家华，王忠，2004) 网络模式也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公民社会既参与、支持又监督、制约政府行使权力，是推进政府治理的基本动力;主张新的社会治理环境要求政府从第三部门的本质出发，理性建构与第三部门的信任关系，(郭道辉，2006)并以此为基础指导和推动公共政策创新。(张远，祁光华，2006) （3）中国公民社会(或NGo)与政府的关系研究 代表性的研究有:康晓光对希望工程的研究，高扬关于在华外国NGO的调研，王名等人对新时期民间非营利组织基本情况的调研，杨团对天津鹤童老人院的研究，日本国家交流中心(JcIE)毛受敏对中国环境NGo的研究，丁元竹对于志愿者组织的研究，余晖等关于行业社会的研究等。 康晓光等人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这是一套国家利用“非政府方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新体制。(康晓光，韩恒，2005) 俞可平等人则总结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要素，认为在当代中国，国家通过宪法、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党的政策和其他非正式规则建构了约束和规范社会团体发展的制度环境。(俞可平，何增科和徐秀丽，2006，P.13) （4）中国治理和地方治理的经验研究 案例研究，如郁建兴等通过对温州商会的考察，指出如温州商会这样的NGO的发展证明了中国公民社会和地方治理的“另一种发展方式”，而且这样的发展方式(温州商会的崛起)意味着温州地方治理的转型(郁建兴，徐越倩和江华，2007)。 王诗宗(2007)通过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案例研究指出，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的创新;在创新过程中，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通过公民身份的培养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 台湾青年学者王信贤(2006;2007)则通过对中国大陆环保组织的案例研究，提出“碎片化的威权体制”下中国治理和NGO的发展空间。 另一个关怀点则是治理对中国政治和行政制度演进的作用，如民主治理作为民主实践的形式的作用探讨(余逊达，2003)，民主恳谈制度的探索与拓展(景跃进，2003:郎友兴，2005:陈剩勇，2005)。 2.5.2 关于中国适用性的不同论点 也有许多研究者对治理的中国适用性抱以强烈的怀疑态度。早在20似年，《中国行政管理》当年第9期的题为“中国离‘善治’有多远”的笔谈中，不止一位作者即已对治理的中国适用性表示了慎重的态度。 藏志军等人在《理论文萃》2003年第4期以“反思与超越一一解读中国语境下的治理理论”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中，有较为集中的表现。 首先，在当今中国总体上并不存在着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即使有所谓纯粹的公民志愿性团体，不仅数量寥若晨星、活动领域十分狭窄，而且几乎没有程序性的轨道。 其次，现存的党政一元化政治结构制约并将长期制约着多元主体的独立成长。 第三，现阶段中国国家建设仍然具有革命的某些特征，从进一步实现国家结构方面的整合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而言，难以否定一元化结构的现实合理性。 最后，在当今中国政治文化中，民主、合作与妥协仍然是有待于大力培植的因子。 刘建军(2003)指出，“在中国现代政治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对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过分呼唤，会使中国重新掉入政治浪漫主义的陷阱”。 李春成(2003)认为，人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