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观与思导论.doc

日本建筑观与思赖德霖伊势神宫五十铃川拱桥三重县伊势市的伊势神宫是日本神道的圣地，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无疑是供奉天照大御神的内宫。它与环境的关系和对自然材料的使用与表现曾令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和丹下健三在内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赞叹不已。那始于公元690年，每隔20年就拆旧并依原样建新的“式年迁宫”制度也给东亚的文物保护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案。有关伊势神宫的介绍与研究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不过这里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建筑不是内宫，而是那横跨五十铃川，通向神宫界域的长拱桥。（图1）河川通常是一个空间的边界，而桥就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转折点。江户时期的著名浮世绘版画家安藤广重（1797-1858）的《东海道五十三次》系列图就以江户城的日本桥和京都贺茂川的长桥作为第一和最后一幅。它们是各自城市的边界，因此也代表了东海道全程的起止点。有趣的是这两座桥也都是拱桥。无论设计者是否自觉，拱桥除了在造型上比水平桥更显优雅之外，它给人心理上的转折感也更强烈。我对拱桥的最初体验得自于北京颐和园的玉带桥。那高高隆起的桥面在一时挡住人们直观对岸视线的同时，又将这视线引向茫茫的天穹。人只有临近桥顶才能逐渐重新获得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这一断一续于是便成为一种时空的转换，使人仿佛经过桥，从一个世界过渡到了另一个世界。易县清西陵雍正帝泰陵大红门前的五孔桥也有同样效果。那汉白玉的拱桥掩映在蓝天和周围的苍松翠柏之下，令人倍感肃穆。站在桥的一端，参观者只能看到对岸一座六柱五楼牌坊从桥面之上露出的汉白玉顶，它暗示了对岸陵园的所在，并引领观者过桥瞻拜。走在桥上，我不由想到了汉画像石中通常表现阴阳交界的“渭河桥”。以我所知，除伊势神宫之外，日本神社中采用木拱桥为入口的样例还有著名的大阪住吉大社。它的桥名太鼓桥，拱形极为夸张，是名副其实的“太鼓”桥。（图2）平等院凤凰堂京都宇治市的平等院大概是净土宗佛教最美的建筑群。令人羡慕的是它属于日本。古代中国大概有更壮丽的实例，可惜早都不在了，现在我们只能从敦煌壁画去追想它们可能的尊容。平等院中最重要的建筑是凤凰堂，它的中堂保存着原有的大和绘风格的阿弥陀来迎图和著名雕塑匠师定朝的杰作阿弥陀座像及乐伎飞天，它们都是日本的国宝。凤凰堂本身建于11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用《营造法式》的建筑术语，中堂的外观造型可称为“杀两头造”并带“副阶周匝”，也即清代的“重檐歇山”式。毫无疑问，这座建筑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图3）不过凤凰堂有一个做法虽然也可能源于中国，但却未见于任何现存的中国古代建筑实物甚至图画表现，这就是中堂副阶当心间屋檐的局部高起。一个看似简单的处理，却反映了日本建筑匠师对于建筑与室内雕塑之间关系的高度敏感和他们在设计上的灵活创新，因为它使得观者得以从室外瞻仰到佛像的容颜，同时也为佛像“观看”外部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图4）这个做法在京都教王护国寺（东寺）17世纪初桃山时期再建的金堂上也可看到。它后来又发展成了平缓的弓形弧线，也即日本建筑檐部的独特造型“唐破风”，18世纪的江户中期重建的东大寺大佛殿就是最著名的实例。（图5）我说这一做法“可能”源于中国，是因为开凿于5世纪后期的云冈石窟中也有开辟窗洞、沟通窟内佛像与外部信众的先例，而建于984年的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二层当心间的开门大概也是出于同样考虑。不过肯定的是，它在建筑上的延续和发展是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日本建筑从平安时期就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趋势，凤凰堂或是一个例证。龙安寺石庭龙安寺在京都的西北部，西方人把它的石庭称作“禅学的原点”(The Ground Zero for Zen philosophy)。这不是说石庭是禅学的发祥地，而是说这里的枯山水设计极好地体现了禅学的义理——空无、简素、寂，以及“芥子见须弥”般的以有限象征无限。石庭在寺庙方丈的外廊前。参观者从外廊的左侧进入。站在这里，人们便能一览石庭的景色。当然，设计者的意图还是要让人们端坐在外廊之上，面对石庭去冥思宇宙和自然的真谛。石庭不大，是一个由黄泥抹面的围墙从三面围合的矩形空间，面积只有大约8 x 24m2。但庭中经过精心耙梳的白砂以及刻意点缀的石块令人仿佛面对波涛起伏的大海和海中隐约浮现的岛屿。（图6）枯山水庭园采用了象征的手法去表现自然。但并非所有的枯山水设计，包括京都另一座著名禅寺大德寺中的若干庭院，都能获得龙安寺石庭如此小中见大、咫尺千里的效果。例如，龙安寺石庭的白砂耙梳的波纹很细，且平行于方丈外廊，而象征岛屿的石块也都不大，因此观于外廊，便能有平远的效果。而大德寺瑞峰院庭园强调了波纹的动感，置石也较大，因而更像溪流而非大海。又如，龙安寺石庭有15块岩石，它们被分成五组置放，整体平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