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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概念的失败与可能详解
亚洲概念的失败与可能
腾讯文化胡子华2015-11-02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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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在近现代混乱的亚洲看到了政治的机遇,泰戈尔从中找寻亚洲思想融合的可能。但经此两种失败,亚洲概念很快成了尴尬的中间物,它既不像“东方”有清晰的敌人,也不像“中国”有强烈的主体。
腾讯文化 胡子华
在中国近两个世纪“时代思潮”的并行、演变和共振中,“东方—西方”的争论是最顽固的话题。如果说,东西方之争一开始只是作为民族应急机制下的产物,那么发展到今天,它似乎正以一种问题的姿态在趋向“亘古”。今时今日,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生产与之相关的口水、著作和学位论文。在近段时间大陆和港台的新儒学之争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东西之争在儒学内部也是如火如荼。
与“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的东方概念相比,近乎同时进入中国近现代进程的另一概念“亚洲”,则明显被简化和地理化了。事实上,在19世纪,随着日本的崛起,“亚洲”概念作为一种思潮一度深入人心,并附有反殖民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光辉。之后随着日本的泛亚洲主义和泰戈尔的亚洲共同体主张相继失败,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亚洲”才因此冷淡了下来。
然而,时至今日,真正的亚洲依旧未经勘察。无论是日本泛亚洲主义式暴力的政治意图,还是泰戈尔式艰难的民众联盟,在今时今日,仍然有新的土壤。因此,重新审视“亚洲”概念的历史失败与未来可能,将比模棱两可的东西方之争更有助于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和现实。
对马海战
日本:泛亚洲主义的迷梦与破产
一种足够诚实的态度是,承认日本在明治维新到侵华战争前对亚洲形势和格局的强力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多半仍被视作是积极的。
1905年,日俄双方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州之间的对马海峡爆发海战,日方几乎全歼俄方舰队。这是自中世纪以来,首度有欧洲之外的国家在重要战争中击溃欧洲强国。英国时任印度总督的柯曾勋爵(Lord Curzon)在得知消息后,忧虑不已,他担心这场胜利的回声将像雷鸣一般传遍东方窃窃私语的观众,从而损害白人的威严。
然而,事实正是这么发生的。在中国、土耳其、埃及、越南和波斯的报纸上,四处充斥着对日本战胜可能造成之影响的猜测。对此,兴奋的甘地表示,日本战胜俄国的根须将会蔓生得很远,它将结出的果实是无法预测的。以后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当时还只是年轻的奥斯曼军人,听到消息后欣喜若狂,自此将日本视为学习榜样。人在伦敦的孙中山知晓消息后,也同样雀跃不已,身处孟加拉乡间的泰戈尔更是带着他的学生来了一场即兴的胜利游行。
弥漫在亚洲的这种兴奋之情,其背后的意涵在于,对马海战戳破了非白种人劣等的迷思,而且它还证明了亚洲国家也能找到自己通往现代文明之路。一时之间,大批亚洲知识分子和行动主义者纷纷前往日本,其中就包括1900年后东渡过去的数千中国人。日本在当时被视为亚洲的典范,东京更是成了亚洲各地民族主义者朝觐的圣地,是亚洲公共领域的中心,它极大地鼓舞着亚洲各国的自强意志和反殖民运动。
与此同时,一种泛亚洲主义思想正在迅速蔓延。1907年4月,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印度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在东京组成了“亚洲和亲会”。梁启超在此结识了很多来自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的革命思想家和行动主义者。1909年,当时最知名的泛伊斯兰知识分子易卜拉欣在日本创立了亚细亚议会,在该会的发起书里写道:“亚洲人民之间的敌对,使西方列强得以入侵东方。不察觉到这一弊病且不消除内部的敌对,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未来。”他还向中国境内的穆斯林社群,散播日本将是救星的预言和主张。
在1885年时,日本政治精英的主流都还倾向于认为日本作为东方最进步、最发达、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应该脱亚入欧,和西方平起平坐。但同时,他们已经开始顾忌西方诸国在亚洲的真正意图。之后,日本一方面不断受到来自西方的排挤,另一方面奥斯曼、中国等亚洲国家则纷纷过来学习,这在日本激起了一种有关亚洲政治的地缘想象,进而开始推行泛亚洲主义。
事实上,关于泛亚洲主义的想象,在日本国内其实有着多重歧异的意识形态阵营。其中有些人同情邻邦的处境,热情接待来自中国、朝鲜、东南亚的政治难民,并试图协助他国的独立和反殖民运动;还有一些人是军国主义者,认为应将中国、朝鲜纳入日本统治;更有野心的泛亚洲主义者则鼓吹日本在亚洲的权利,认为日本在未来将征服亚洲,成为亚洲的老大。当时日本最著名的记者德富苏峰就认为对日本有利之事,对亚洲也有利。
总的来说,日本主张的泛亚洲主义一开始致力于团结其他亚洲诸国反抗西方霸权,也确实给不少亚洲被殖民国家的反抗运动提供了一些帮助。但1905年之后,随着日本更为强大,日本自身扩张的利益需求和团结其他亚洲国家一起抵抗“白祸”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并很快完全倒向利益一方。于是,在欺凌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日本变得愈发肆无忌惮,强行从中国索取愈来愈多的土地和商业特许权。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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