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援助制诞生前前后后(八).docxVIP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八）第八章 中国法律援助研讨会及法律援助模式的探讨　　一、实践的发展、理论的呼唤　　——首届全国法律援助经验交流暨工作研讨会召开　　（一）会议的背景　　自1994年司法部提出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法律援助工作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各地各级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在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为众多的群众提供了法律援助，探索和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越来越受到党政领导的极高评价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1996年11月为止，已有北京、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湖南、江苏、福建等省级地方和武汉、广州、郑州、青岛、深圳、南通、福州、宁波、无锡、西宁、银川、苏州、镇江、成都、重庆、德阳、长沙、株洲、衡阳、淮北、长春等市开展了法律援助机构的组建和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是其中开展工作较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心的创建得到了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广州市专门拨出编制、经费，批准成立机构，为试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需的条件。中心以高起点、科学、规范、严谨的要求建立规章制度，设计工作程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使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了良性运转轨道。创建一年来，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316件，解答法律咨询上千人次，办理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援助案件，成绩十分显著。中心的工作经验与制度模式，对于大中城市的法律援助工作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两年多的法律援助试点工作中，各试点单位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法律援助也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同时，试点中也普遍遇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包括理论上的和实际上的问题，亟待解决。为了总结试点工作中积累的好经验和做法，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具有普遍性的实际问题和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实现司法部在《司法行政工作‘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纲要》中提出的“在今后五至十五年内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目标，同时也为了配合1997年1月1日《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实施，制定法律援助的实施办法，使“两法”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落到实处，中心筹备组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关于法律援助的工作交流和理论研讨会，以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问题、起草实施办法草案。实践的呼唤、理论的呼唤、制度的呼唤、文明的呼唤，也是千百万贫弱者的呼唤。召开一次研讨会，已势在必行，而且迫切急需。　　199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了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全社会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背景，也为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法律援助工作研讨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二）会议的准备　　1996年6月21日，司法部法制司、国家法律援助中心筹备组联合向司法部党组提出“关于召开首届全国法律援助理论研讨会”的请示。　　6月27日，张耕副部长作出批示：“拟同意召开这次会议，请肖部长批示”。6月28日，肖扬部长作出批示：“我赞成开个会。福森、秀夫、建章同志阅批。”6月28日、7月1日、7月5日，张福森副部长、张秀夫副部长、肖建章副部长也分别在请示上作了肯定的批示，并落实了会议的经费问题。自此，国家法律援助中心筹备组和广州司法局，同时开始了紧张的会议筹备工作。　　7月，骄阳似火。北京，三元桥，霞光里十一号。法律援助中心筹备组会议室内，气氛庄严、凝重。负责人宫晓冰扫视了一眼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新加盟的几位大学生，口气严峻：“这次会议，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史上的首次重要的会议。它关系到法律援助制度能否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得以确立，能否为中国的百姓谋一份福利，关系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它将对中国的法律援助史，对中国的法制史产生重大的和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和重要性，我想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广州的同志承担了会议的场地、住宿、吃饭、交通等会务工作，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会议的经验交流、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等工作。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将围绕开好会议这个重点展开，围绕总结交流经验、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和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展开。”　　南国羊城，更是暑气逼人。然而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广州市司法局的同志们，却好象已经忘记了炎夏的酷热，投入到紧张的会务准备工作中去。广东省司法厅、广州市委、市政府乃至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对此次会议予以高度重视。广州市政府还专门拨出专款，支持此次会议的召开。　　司法部对这次会议极其重视。7月16日，在部领导同意召开此次会后不久，司法部办公厅即下发了《关于为召开首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研讨会做好准备工作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