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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洱海区域景观变迁调查 　　城镇化是必然的，但如何在这必然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人类对自然生态、地方文化的负面影响？我们依然需要更多地学习可持续景观管理的经验。 　　―郑寒 　　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郑寒近几年一直在做云南大理的研究。她指导学生完成了对大理环洱海区域的景观生态分析―《近二十年来环洱海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研究》，并记录了大理洱海边一个小村庄，因旅游发展而引起的聚落变化。 　　“当我们探讨如何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来保护各地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特色时，地域性景观应是一个最佳的切入角度。在这个尺度上，聚落、道路、耕地、沟渠与森林、湖泊、河流等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域综合体（没有城乡聚落的对立），它必须维系多方面的功能：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为自然保护区建立更严格的缓冲带；在结构和土地利用实践上保护人类历史；维系传统生活方式；提供休闲与精神上的启迪作用；展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利用系统等。”郑寒说。 　　是好是坏？ 　　大理环洱海区域，是个典型的高原环湖坝区，在近年来城市化加速及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区域内土地利用变化迅速、受人类活动干扰明显。 　　郑寒在研究中发现，在整个洱海流域中，人类活动最集中的环洱海区域是变化最剧烈的部分。强烈的人类活动正在驱动着环洱海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剧变，进而影响着景观整体功能的发挥。景观的经济价值在得到提升的同时，其文化和生态价值却正在流失。 　　造成这一区域景观格局剧烈变化的内在驱动机制究竟是什么？这些变化又对当地社会经济、自然环境有怎样的生态效应？郑寒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对一个地域进行长时间的景观生态研究，具有其极强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要选择环洱海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呢？郑寒告诉记者：大理是白族人民的世居地，以洱海为中心的环湖地区一直被认为是白族文明的起源地与中心地，也是滇西北片区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区域，整个大理市有97%的人口分布在洱海盆地。从融汇了地理学与生态学，以及景观生态学视角来看，环洱海区域已是一个白族化了的地理空间，原住民与自然经历了几千年的相互适应，丰富的环境资源背景和当地厚重的文化内涵交织在一起，使得该区域已成为一个由不同的土地单元镶嵌组成，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域景观实体，兼具文化、经济和生态的多重价值。 　　然而，在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下，这一景观实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包括洱海周边湿地被吞噬，入湖河溪水流被截流，苍山、玉案山一再被开挖以建设新聚居地，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严重降低苍山洱海景观的美学价值，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及旅游业的高速发展，造成本土文化景观的被破坏等。 　　2012年11月，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对大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点名批评；2013年8月，洱海及西洱河蓝藻的集中爆发，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环洱海区域的人地关系正处于一个危险阶段。 　　郑寒告诉记者，环洱海区域长期受白族人民农耕文化影响，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景观系统。建国后的城镇、工业发展也主要集中在位于洱海下游的下关城区，与同样是在高原湖泊滇池边建城的昆明市相比，城市发展对苍山、洱海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相对小些。但近年来，在全大理州经济高度发展，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背景下，该区域已成为非常明显的城乡过渡区。 　　事实上，专家对这一地域的景观生态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在将当地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划分为水域、林地、灌丛、草地、耕地、建筑及交通用地的基础上，专家们对这一区域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2014年，除包含洱海的水域类型变化不明显外，这一区域内其它类型土地的占比均产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这一区域内的土地利用覆盖类型面积占比排序为耕地林地灌丛草地建筑及交通用地裸地；到2014年则是建筑及交通用地灌丛耕地林地草地裸地。耕地面积由1990年的占比23.72%下降到2014年的12.72% ，建筑与交通用地面积则由1990年的9.12%上升到2014年的23.57%。对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率的分析则表明，2009年-2014年近五年间，耕地的变化最剧烈，变化速率超过前十九年的变化总和。另外，建筑与交通用地在这五年间的增长量也已几乎等同于过去十九年的总增长量。 　　更进一步的景观空间指数分析则表明：耕地斑块的密度及斑块平均面积在减小，耕地愈来愈破碎化；而建筑与交通用地，以及裸地斑块则更聚集；景观内各类型土地斑块的密度持续下降、斑块形状趋于规则几何形，景观的内聚力程度明显加大等。 　　这些枯燥的数据及分析说明，这一区域正从乡村景观演变成为明显的城乡过渡景观，景观内各类土地斑块间的频繁转化在不断加剧，导致这一区域的整体稳定性降低、脆弱程度上升。 　　“自此还说明，环洱海区域内的景观格局特征与周边环境的差异已越来越明显，正逐渐从整个洱海流域中凸显出来。”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