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理想主义的大遗憾.docVIP

“80年代”理想主义的大遗憾 　　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的隐秘联系 　　“80年代”有“五四”传统的余韵。但与新文化运动有区别的是，“80年代”的开始，所预设的哲学前提是对“反革命集团”的打倒，具体办法是“拨乱反正”、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样的语境下，革命暂时告一段落。“五四”启发了革命的多元发展，“80年代”暂时终结了革命的可持续性。80年代以来，现代化的迫切性，取代了近代以来激进革命的迫切性。激进的革命，终有一天，要兑现那个现代化以及大同社会的承诺，而这个承诺，是无法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完成的――历史已经证明。从古老文明之现代化的角度，可看出“80年代”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一致性。“拨乱反正”、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激进革命自我抑制的结果――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革命狂热不可能随着政令的颁布而突然终止。“80年代”的理想主义似乎要努力撇清与革命的关系，殊不知理想主义正是从革命狂热中分离出来的精神现象。或者说，理想主义很难完全撇清与革命的关联，现代化的冲动、知识的启蒙、西学再次东渐的推动，都足以构成理想主义的动力之一，但那控诉与审判的激情，重获“新生”的“感恩”，对罪恶的世俗审判，对琐碎生活的排斥与回避，对物质生活与富裕的道德厌倦，对肉体牺牲的迷恋，将贫穷等同于善与高尚，视受难为担责的道义，等等，无不带有革命的痕迹，甚至可以说，80年代的文学及其思想主流，是没有“生活”的文学，是纷纷向各种主义朝拜并带有精神洁癖的文学，尽管在经典化策略上与“十七年”文学、延安文学、“左翼”文学、早期革命文学等文学有别，但就对世俗生活、私人快乐以及“人的发现”之戒备心来讲，两者表面上有差异但实际上仍有相通之处。即使在1985、1986年之后，革命文学的表现形式、意识形态及价值体系，仍然没有彻底瓦解。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举动，否定的是“反革命集团”，而不是革命本身，革命所激发的个人激情与家国情怀，并没有因为“1976年”的事件而中断，相反，革命所激发的家国情怀与个人激情，正是因为“1976年”的事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激发，当“反革命集团”被定罪之后，“80年代”所寻求的，是如何续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分歧的多元理想主义，这其中，就有自1921年7月（或1920年5月）以来的远大理想。多元理想主义，虽各有主张、互有冲突，但在大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实现这个文明的“现代化”。中国选择与欧美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毫无疑问，有对这一文明的古老统治术的迷恋。秦始皇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文明的原初选择，这种建制，可能规定了华夏古代文明将来走向现代文明的路径，现代化有其可选择之处，也有其难以选择之处，不同的文明，其现代化的道路，很大程度决定于文明的原初选择。现代化的方向一致，但文明的原初选择决定了现代化内涵、路径乃至信念的差异性。秦始皇所创建中央集权制似乎决定了，华夏文明走向现代化，要在精神层面选择救世主与天命天子。事实上，中国革命走向“1976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精神领袖的召唤。革命与领袖的建构，大体的进程是一致的。使历史与远大志向神圣化，个人崇拜似乎成为不可避免的办法。当激进革命暂停于“1976年”之后，人们重获“新生”的感恩心，将对领袖的崇拜与感激，转换为实现“现代化”的家国情怀与个人激情，“拨乱反正”安抚了苦难与怨恨，神圣化的历史使人们已经习惯于视受难为担责，在取代或消灭资本主义进而奔向共产主义的“现代化”大志面前，对个人得失的追究，淹没于感恩心与追求现代化的激情中。革命与远大理想对精神的召唤，并不亚于任何一种宗教。“80年代”是被平反或不再被打倒的知识人重新寻找“牺牲与奉献”之可能性的时代（尽管这一过程多多少少启蒙了个人主义，但个人主义一直要到90年代才成为都市的重要思潮），“牺牲与奉献”的精神不断，这正是身心被革命改造过的结果。对“现代化”的“牺牲与奉献”，构成了“80年代”理想主义的重要内容。这种激情，持续到80年代末。“80年代”终结，消费主义与技术奴役相继汹涌而至，激发了世人对感官享受的无止境欲望，以“牺牲与奉献”的精神与理想遭遇了它生成以来的最大挫折。从现代化的关联来看，“80年代”与“十七年”之间，并不是完全断裂的关系，“革命”与“后革命”之间，存在隐秘的关系。当“80年代”走向时间的“终结”时，革命和理想主义的下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成为疑案。 　　“革命”时代与去革命化的“后革命”时代之间，存在隐秘的精神联系。要理解这种精神联系，就有必要厘清“80年代”理想主义之伦理道德生成史。 　　伦理生成与精神挫折 　　理想主义的道德自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持对物质生活及世俗化（尤其是感官享受）的警惕来完成的。道德自律与感官享受的节制，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