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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 杨 玲※ 摘 要：主权国家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享有多大程度豁免，是主权国家参与仲裁实践带来的新问题。理论上，仲裁协议是否构成对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的全面放弃、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承认与执行的不同阶段国家豁免的主张、《纽约公约》第5条与国家豁免规则的关系以及仲裁地对国家豁免规则适用的影响是国家豁免规则在仲裁中适用的特殊问题。实践中，由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地法院只适用本国的国家豁免规则，同一仲裁裁决在不同国家法院的命运不尽相同。总体上，由于限制豁免论的广泛采纳和支持仲裁政策的影响，涉主权国家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有被执行的趋势。坚持绝对豁免论、分散而简单的立法、缺少规则积累的实践是目前我国在国家豁免领域的主要特点。理论上采纳限制豁免论、在不超出国际条约义务下尽快立法、实践注意规则的积累乃解决之道。 关键词： 国际商事仲裁 裁决执行 国家豁免 执行豁免 仲裁协议 2011年6月8日，香港地区终审法院在FG Hemisphere Associate LLC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一案（下称“刚果（金）案”）中裁定刚果（金）在两项由国际商会作出的仲裁裁决执行程序中享有国家豁免。至此，中国境内第一次受理以外国国权主家为被告的案件在司法程序上告一段落。从香港地区法院受理本案以来，内地与香港两地司法界与理论界围绕此案的争议不断。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1）香港法院在本案中应适用什么样国家豁免的规则；（2）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在国家豁免问题上香港地区与中央政府应保持何种态度。最后本案落脚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条第1款和第19条的解释。2011年6月30日，香港地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内容包括香港法院应该如何处理与内地有关国防及外交等豁免规则及政策。2011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中认为，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属于香港基本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的“外交事务”，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决定我国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地区法院必须遵循中央政府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此次释法再次重申了我国政府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即坚持绝对豁免论。按照通说，所谓绝对豁免论是指一个国家，无论其行为的性质如何，在他国享有绝对的豁免，除非该国放弃其豁免权。绝对豁免论通常主张在国家未自愿接受管辖的情况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有关国家的民事争议。 刚果（金）案从司法程序上已经终结，但本案留给学者讨论的国际法和国内法问题甚多。虽然中国政府在国外法院被列为被告的案件已不是新鲜事，但这是中国“一国四法域”首次面临一个主权国家为被告的案件。学者们对此案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中央政府与香港地区关系以及《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方面，鲜有学者关注此案当中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国际法问题。即，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中，主权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豁免？ 一、问题提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国家享有多大程度豁免？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主要运用于平等主体的私人当事人之间，与国家主权、国家豁免无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与私人主体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一方当事人为私人直接投资者，另一方当事人为东道国政府的情况。国家大量参与贸易与投资的现实随即给传统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即在主权国家参与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国家是否享有豁免？ 当下国际商事仲裁被广泛采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所创造的仲裁裁决的全球流通体系。通常，一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一国执行，承认与执行地国法院要适用两大类规则：一是国际条约，二是国内法。前者指的是《纽约公约》或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双边条约；后者通常是指承认与执行地国的程序法。比如某一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我国的人民法院要适用《纽约公约》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但更为复杂的一种情况是，如果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约束的一方当事人为主权国家，或者执行对象为主权国家的财产时，承认与执行地国的法院还可能适用其本国的国家豁免规则。 国家豁免有两大主要的理论体系：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绝对豁免论主张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豁免，除非国家放弃豁免，重点在于考察国家的“地位”；限制豁免论主张将国家行为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主权国家的非主权行为和用于该行为的财产不享有豁免权，重点在于考察国家的“行为”。虽然目前采纳两种理论的国家数量仍难分伯仲，但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与国家豁免有关的国际公约——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国豁免公约》）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