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治理集体理性与责任强制保险解决方案.doc

环境污染治理集体理性与责任强制保险 巫文勇 （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体现了在环境污染责任与清理过程中企业经济人理性向集体理性的发展与转变的思维。这一制度在为潜在污染企业分摊风险的同时，也可能由于被保险企业经济人理性的扩张，产生诸如道德风险、不正当竞争、政府环境不作为和清污成本加大等一系列负外部性。但不应因此而否定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抑制被保险企业的经济人理性扩张，解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负外部性的基本方法是平衡保险范围和保险责任，强化政府的环境责任。 【关键词】集体理性 负外部性 利益平衡 政府责任 米德1962年在《竞争状态下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中认为，因为各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有其相对独立性，他们的决策是基于私人成本，而不是社会成本最低的基础上寻求其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的行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产生一系列负外部性。经济法律则是一种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制度设计，他能够把所有外在成本都纳入经济主体计算和决策之中的法律制度安排，以此增加社会的总净收益，获得潜在的利润。 一、环境污染责任和治理的集体理性发展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经济性逻辑 “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在大力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生产事故、核辐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各种人为危害，这些危害有时又与各种自然灾难相结合，给人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始料不及的威胁与破坏。”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将这种涉及众多受害者环境污染行为界定为公害。他们认为公害涉及人数众多，当事人之间存在信息传递障碍和搭便车心理，为了解决这种高谈判成本的负外部性，其有效方法是迫使行为者承担产生负外部性的治理费用，即“由法院通过‘假想的市场分析’，拟定谈判成本为零、合作达成时的谈判价格（合作均衡解），然后把该价格作为侵权人赔偿受害者损失的货币额，强制支付，以恢复效率。” 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期后，核事故、化学产品泄露，以及其他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大规模侵权损害后果突破了传统侵权法和法院处置承载能力。首先是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大多是过失造成的，甚至为特定市场经营活动所固有。虽然高度的注意能够减少危险发生，但却无法彻底杜绝，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求社会成员面对这种危险。其次是以过错为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法律制度滞后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现实发展。虽然在法理和立法上可以实行危险责任、严格归责原则对侵权法加以改良，使其从单一的过错归责向多元化的归责方向发展，但是以惩罚、预防和教育为主的侵权损害救济制度逐渐脱离了现代社会环境污染损害救济的基础。最后是人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机制无法满足大范围的损害赔偿。高额的赔偿超越了单个企业的经济能力，尤其是大量的事故，受害者在遭受了人身财产严重损害后却难以获得相应的救济，引发社会的不安，或虽然得到救济但导致侵权企业因支付大额赔偿而破产倒闭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西方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保障人权，将责任保险拓展到环境污染赔偿领域，发展成了一种独立于侵权损害赔偿的重要救济制度。 美国最早实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国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然后在1973年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公共责任保险中分离出来，随后其他国家仿效美国做法。西方国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标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建立得较早美国、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如瑞典等，实行的是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另一类是法国和英国等部分国家，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得相对较晚，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开始建立，采取自愿保险模式，即基于企业的自愿选择是否投保，仅对核污染和油污染等特定的污染实行强制性投保。后一类国家是“自愿保险模式下政府的角色和力量趋于保守和收敛，表现为一种有限的弱势干预状态。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是市场主义，市场的力量则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居于主导地位；市场主体的意愿也被充分尊重。该理论认为，企业等环境污染主体与受害者之间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私法上的责任；作为环境赔偿责任潜在主体的企业与保险公司之间是否购买责任保险，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应该受到其他力量的强制干预。”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含思想理性 “理性”的哲学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居勒尼学派和尹壁鸠鲁学派。理性不仅是哲学范畴，而且是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其基本内涵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完整的诠释，即：理性的基本内容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理性是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分析工具。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企业，其本质均是经济人的集合，是经济人的利益化身，是人格化的利益主体，其人性和行为的基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