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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史背后的中西方文化分野江飘平信息学院 微电子学系 11300720220 纵观整个人类的科技发展史，从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到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全面鼎盛，这样格局的变化跟文化的兴衰起伏如出一辙。科学发展进而使技术的跃迁式跨进，让西方文明在短时间内霸占整个地球，中国国门被炮声炸开的那一瞬间就已经预示着西方文化的入侵。科学与技术两方面的强盛促进了西方文化的蓬勃，而其强盛本身又是以文化为基础所酝酿而生。有人说“全球化”不如说是“西方化”，灿烂千年的东方文明遭受着西方文明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如何面对？对科技史的学习促使我去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去探索中西方哲学精神的不同，对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进行反思，进而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提出自己的看法。中西文化在“轴心时代”产生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学概念，叫“轴心时代”。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里，雅斯贝尔斯具体解释了“轴心时代”的含义。他认为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这几百年间，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大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文化变革，这场文化变革的结果，导致了三大宗教的产生，即儒教、佛教和基督教。雅斯贝尔斯强调，“轴心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精神变革及其所开创的精神资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重要精神根基。在“轴心时代”以前，中西文化都具有浓郁的迷信色彩，鬼神崇拜是它们的共同个特点，而他们之间的差别相比起它们的共性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经历了“轴心时代”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我们先来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第一步是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的转换；第二步则是从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精神的转换，这个转化过程从孔子的“仁”和子思的“至诚”，到孟子的“四端之心”，可以说是基本上完成。 在殷商时代，人们崇拜的对象非常多，从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直到先祖先妣、先王先公，人们求神问卜，尊神事鬼，迷信精神非常浓郁。孔子后来也指出，殷商文化的特点就是尊神事鬼，把鬼神的意志看得非常重要，诸事均需先卜而后行。到了周人那里，就开始表现出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精神，“以德配天”的思想被大力宣扬，这种态度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周人取代了殷商的政权之后，他们不仅进行了一次政治权利的交换，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行了一场宗教革命，这场宗教革命的实质就是把殷商时代的“帝”和作为帝廷臣正的先祖先妣这样一些带有血缘崇拜和自然崇拜色彩的鬼神，转变为与人德直接相关的外在礼法典范。如果说殷商人最高神是“帝”，那么周人崇拜的最高神就是“天”。或者说是“天命”，这不再是一种血缘崇拜或民族祖神的形象，而是一种“无亲无常”的抽象道德主宰。它们取决于人德，即“以德配天”，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人德又表现为具体而严苛的礼法制度，因此“尊礼敬德”就可以“膺受大命”，而“不敬厥德”则会“早坠厥命”。到了春秋时代，面对着周王朝的“礼崩乐坏”的混乱场面，孔子又用内在的“仁”来充实和改造外在的“礼”，并将“仁”解释为内在于人性中的爱人之心和忠恕之道。孟子则进一步将与生俱来的人性善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将内向发掘仁义礼智等善端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的基本根据，从而将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精神改造成为儒家内在自觉的伦理精神。对于儒家来说，人与天命的关系，或者天人合一的理想，只是一个从内向外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人们只需要从内心和本性上去下功夫，就可以“成已成物”，“内圣外王”。《孟子离篓下》说的很清楚：“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价值本在于身。”因此一个人只需要修身养性，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过这样的文化变革过程，先秦儒家开创了一条道德内敛的进路，从此之后，中国文化就专注于对人的内在道德良知的发掘，说到底，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几千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基本上就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或基本精神，即协调的现实精神。这种基本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表现为一种伦理文化，它侧重于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现实的经世致用，强调从内在心性的修养出发，通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大同理想，实现天人合一的鹄的。这样一个从内向外的修养过程，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路向。而由商周外在的鬼神崇拜和宗法礼仪向儒家内在的道德心性的聚敛过程，则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也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恰恰是一个外在超越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内在聚敛的过程。这个外在的超越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自然崇拜的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化。 众所周知，希腊多神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