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知青：那枯萎的橡胶树上资料.ppt

一生知青：那枯萎的橡胶树上有我死去的青春  上世纪50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知青们打起行囊，胸口顶着大红花，斗志昂扬远赴农村、边疆，运动落幕后，又纷纷逃离返城。有一些知青，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留了下来…… 一棵伤痕累累的橡胶树流淌出白色的“泪水”。上世纪50年代末，为冲破西方的橡胶封锁，我国陆续调集青壮年，在云南的原始森林中开辟橡胶林。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应运而生，上百万知青参与了这场橡胶种植“战役”，与野兽、蚊虫、疾病、饥饿搏斗，用青春浇灌起了一片片橡胶林。 1982年，在中央允许知青返城的第二年，施永青拍下了这张照片。曾经的上海丫头施永青，如今生活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因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阶级成分”不好。1970年，18岁的她前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她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2016年5月清晨，施永青照旧外出散步，路过这片已被房地产商收购、长满荒草的土地。施永青说，这里曾是她亲手开荒耕的稻田。1978年底，云南知青赴京请愿争取中央批示，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然而政策规定，知青配偶无法随同返城落户，施永青也挣扎过，但还是为家人留下来。 傍晚时分，施永青与丈夫在自家菜园里。在来到云南之前，她以为最苦的日子是一个星期不吃荤。没想到，原始森林中的瘴气让她双脚溃烂，却也因为治病认识了身为医生的丈夫。结婚前她已对回城不抱希望，只想有人陪她一起过日子。她说结婚后最幸福的事，就是晚上回家能有一壶热水。 留下来的岁月里，施永青做过老师、养过鸡鸭、买过胶树、卖过早点。2014年，施永青冠心病发作，到上海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才挽回性命。虽然健康情况不太好，施永青依然享受慢节奏的退休生活，坚持出门锻炼身体。她说，虽然退休工资只有2200元，但比起从前，生活已经好了太多。 这张摄于80年代初的全家福上，颜文忠一家笑意融融。颜文忠生于上海浦东区，1968年，19岁的他为了一位喜爱的姑娘，毅然参加了上海第一批知青下乡运动，来到了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然而此举并没能打动姑娘。1977年，他与一位山东姑娘结了婚，并在知青返城的同一年，有了爱情结晶。 根据1979年的政策，已婚知青返城，配偶无法落户，有了孩子，返城更是难上加难。拖家带口的颜文忠只好留在了农场。如今，69岁的他已经退休，生活在云南橄榄坝农场二分厂。虽然可以听懂当地方言，与农场的人一起喝酒聊天，颜文忠依然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 80年代，上海市出台政策，上海知青的子女25周岁以前可有一人返城落户。2005年，他花掉一辈子的全部积蓄，为儿子在上海买了一套30平米的老房，终于在上海有了家。儿子成亲后，由于家里面积太小，老两口又一起回了云南乡下。 1971年，颜文忠在搬运一堆100斤的柴火时伤了腰，从此留下病根，现在站久了就会背痛。除了腰伤，他还有高血压、痛风等疾病。颜文忠说，当年的医疗条件太差，西双版纳又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湿气太重，知青们常常会水土不服、过敏、双脚溃烂，乃至患上肝炎、遭遇难产等。 回忆一生，颜文忠仍然觉得后悔。他说，自己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解决了当年留下的心病。现在，他的户口已随儿子迁回了上海，未来，他希望儿子能分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好把他们老两口接回上海，和儿孙团聚。 照片左边衣着时髦的女青年是来自重庆的姑娘邓成芬。那天，她刚从重庆探亲返回，穿着刚从城里买的新潮时装，在农场茅草房前拍下了这张照片。农场知青的工资是每月28元左右，与之相比，返乡的车票太贵，路途太远。知青们每次回家，都要存上半年多的工资。 因为不喜欢读书，初二那年，邓成芬不顾父母反对与朋友一起参加了云南的招工。今年她已经70岁，仍清楚记得，离家那天是1965年12月31日，母亲一直苦苦挽留。再回想，只剩满满的愧疚和懊恼。来到版纳后的每一天，邓成芬都想着回家，等到那一天来临，却因为丈夫是云南人，只得留下来。 邓成芬如今住在农场统一分配的集体安置房内。当年，邓成芬看到的招收知青的宣传中，西双版纳是一个“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了一跤拣到两把花生”的地方。等她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放眼望去，只有原始森林和茅草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把胶刀，一顶蚊帐、一双解放鞋。 如今，邓成芬的女儿和儿子仍循着上一辈的轨迹，在农场割胶为生。割胶只能在半夜，每天凌晨3、4点，邓成芬的女儿就要上山割胶。她说，自己曾陪着母亲回过重庆，但不太习惯城市生活。由于重庆没有照顾知青子女返城的政策，所以很多重庆留守知青的孩子也都继续留在了云南。 上海知青周月琴今年已经63岁。丈夫已经去世，儿子在北京工作，孤身一人的她，独自住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大勐龙东风农场的国营养老院内。她搬进这家养老院的时候，除了简单的衣物，还带着一枚勋章，这是当年北京探望留守知青时颁给老伴的，上面写着“赠给光荣的北京人”。 周月琴坐在门口，享受闲暇时光。由于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