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先生访谈记录详解.docVIP

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先生访谈记录 2007年08月06日 星期一 22:29 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刘新成教授访谈录 刘新成 邹兆辰 采访时间：2005年8月采访地点：首都师范大学采访人：邹兆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编者手记：刘新成教授被媒体谑称之“三条战线‘现在时’，激情饱满依旧”。忙碌的行政工作，庞杂的社会活动，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时常使刘教授心力交瘁，但“晚上一翻开书，心态就平静下来了”。“学问能提升人的价值，能带来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这是刘教授发自肺腑的感言。访谈录名之“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理解刘教授所思所虑，才能警醒中外有关世界史研究的差距，才能加深对“什么是世界历史”的理解。希望刘新成教授及其弟子们乘风破浪，以尽快实现马克垚先生希冀的与外国人“对话”的愿望。问：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在1978年进入大学校门以前，有十年时间是在基层劳动，包括在山西雁北插队、在大同阀门厂和北京市政公司当工人。二十年后，同样是您，成了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副校长。人生道路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不知道现在您是如何看待当时那十年？当年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答：这十年可以分成三段，前四年在山西省山阴县农村插队，后来被招工到大同阀门厂当工人，1976年底想办法对调回北京，在市政四公司，还是当工人。说到印象最深的东西，插队的时候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苦”和“累”。“苦”主要是说生活苦。我插队的山西雁北地区大概是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生活最贫穷、自然条件也很差的地区之一。村里每年每人分两斤带皮的小麦，只够过年吃一顿饺子。此外口粮就只有玉米和土豆了，还不够吃。我记得大概一年能分到420斤毛粮，去皮后剩300多斤，平均一天一斤粮食吧。菜只有洋白菜和胡萝卜，腌成酸菜吃，一点儿油水都没有。“累”的内容要多些。首先是干活累。我下乡时只有16岁，从小没干过什么体力活，初到农村，水都挑不动，别说干农活了。夏天锄地，从早到晚，又热又饿，实在是累得受不了。都说干活累了睡得香，其实累过劲了反而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锄头和垄沟，老在那儿晃。睡眠不足也加重了累的感觉。不过这是头两年，后来慢慢适应干农活了，不觉得那么累了。但是另一种累的感觉越来越重，心累。我们是喊着“扎根”的口号下去的，但说实话，没人真想扎根。主要还不是因为生活苦、干活累，这些都能逐渐适应，至少能忍受，但我们毕竟来自大城市，受过教育，有自己的理想，尤其当时在山阴县插队的都是师大女附中和四中的学生，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学，当初人人都做过“名校梦”，让我们一下子转变思想，心甘情愿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劳动一辈子是不大可能的。一些老高中生带头，干活回来就读书学习，我也跟着看书，其实当时也不知目的是什么，就是想学习。这也是好的学校教育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培养了学生的学习习惯。但是这样一来，身体更累了不说，脑袋里想事儿也多了，今后的出路，自己的前途，越想越苦恼，所以我说后来主要是“心累”。包括后来进城当了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好多了，仍然心累，想起一辈子的事儿总觉得烦闷、茫然。要说那十年对我后来的读书生活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在苦和累的方面“曾经沧海难为水”，有人抱怨念书“苦”和“累”。我一点这样的感觉都没有。再加上，小时候已经被培养形成了读书学习的习惯，可是“文革”十年中不能念书，上大学后才终于又能念书了，当然不会感到是苦事、累事。问：从1978年到1991年，经过了13年的寒窗生活，您走完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学习道路。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时期，都是选择了世界中世纪史专业。这种选择是出于什么因素呢？答：我念中学时喜欢理科，又只上到初二，“文革”就开始了，所以文科的基础并不好。上大学时，系里给我们班办了个中国古代史的“小班”，基础好些的都进了小班，我当然没有份儿。既然不是中国史的“培养对象”，只能选择世界史。但是学世界史得外语好。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早忘光了。大一下学期才从abc开始学英语，当时我27岁，虽然下了不小的功夫，可是到大四考研时英语水平仍很有限，班里考世界现代史的同学外语都比我好多了，我只好考中世纪史。不过后来念进去以后，我倒是越来越喜欢中世纪史了。问：从读研究生到攻读博士，戚国淦先生都是您的导师。您可以谈一谈戚先生对您成长的影响吗？答：戚先生是很典型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我觉得，老一辈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有真正“知识”的气息。我从戚先生那里获益最多的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气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知道了什么叫“学问”，怎么做学问，而且知道了学问和名望地位不一定正相关。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考入的大学生，我们刚上学时不知道天高地厚，动不动就想创立体系，著作等身。跟着戚先生念了研究生，才越来越觉得